中宏网北京6月27日电（记者 王镜榕）习近平主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古人说：“文者，贯道之器也。”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

青年翻译家 杜琛

　　日前，美国翻译家协会会员、原陕西省翻译家协会副秘书长兼常务理事杜琛就相关话题接受记者专访。

以中华文化精粹与诗性超越沟通中西

　　中宏网记者：习近平主席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也是文艺创新的宝藏。结合您的诗歌英译实践，谈谈您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美学传统的当代继承与弘扬，尤其是在创作领域的心得或体会？

　　杜琛：据我了解，不同的诗人对创作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有的诗人认为诗歌和诗人的经历是割裂的。个人认为，一个诗人的作品或多或少会受到其个人经历、教育及生活的影响，即使不是理念、方法、形式等方面的影响，至少也是潜意识的影响。作为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教育的一代人中的一员，我虽然接受过多年的西方教育以及西方文化的熏染，在创作领域的很多方面还是恪守中华文化的精粹，例如，我从中华古诗词中汲取了很多灵感、方法与技巧。

　　中宏网记者：我们即将迎来党的二十大的召开。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了解中国发展，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变迁和心灵世界。结合阎安《自然主义者的庄园》等英译作品出版，作为译者能否谈谈您对诗歌在沟通世界，促进人类文明对话与交流过程中的特殊品质，尤其是诗人与译者的创造性贡献？

　　杜琛：《自然主义者的庄园》的很多视角、构词、想象与理解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超越了中西方诗歌现有的界限与框架。这些诗歌巧妙地在语法上、语境上、形式上进行创新，不仅涵盖了众多修辞手法，甚至跨学科、跨领域，给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一些中国元素穿上了“新衣”、赋予了新意与国际视野，更展示了诗人的宏观、高远、深邃、细腻的思维、思考与想象。可以说，阎安老师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这不仅体现在《自然主义者的庄园》的很多诗歌都描绘了一个故事，一个big picture，还体现在很多诗句都高度与复杂地概括了一个小故事，一个small picture。为了理解这些small pictures，我曾经与阎安老师交流了多次，惊叹于其见识、渊博的知识、以及具有超越性的想象力、抽象力、理解力、洞察力和概括力。

《自然主义者的庄园》英译本封面

　　翻译《自然主义者的庄园》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和陈锡生老师需要全面、深刻地理解每一首诗，每一个诗句，每一个词，每一个字，还需要在译文中体现出原文高超的写作技巧、创新性以及独特的理解，更需要以优秀的英文诗歌的形式将译文展现出来。这不仅是一个二次创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在创作领域自我学习与成长的过程。《自然主义者的庄园》中的十几首诗歌在出版前便在美国的一些文学期刊发表，足以证明其在海外的影响力。西方有一句著名的谚语：“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希望《自然主义者的庄园》能够给西方读者带去一个别样的自然主义者的庄园。

做无愧民族、人民、历史的国际文艺开拓者

　　中宏网记者：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动力所在。结合您的诗歌翻译创作实践，谈谈您对新时代文艺工作的人民性的理解或体会？

　　杜琛：个人认为，人民的生活、思考、梦想等应该是新时代文艺工作的主流、主角与主导，这不仅是由基数所决定，也是国际和历史规律。不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在过去一百年，世界最杰出的文艺作品都源于民间、为了民间，属于民间。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民间都是纯粹文艺的沃土、国际共情的源泉。倡导以人民性为主导的文艺理念不仅符合新时代的需要，也体现了新时代的特点与愿景。

　　中宏网记者：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我们身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接续奋进之际，放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恢弘时代进程，您怎么看待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责任？

　　杜琛：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与文化责任任重而道远。从一个方面来讲，在过去一百年，中华民族主要践行的是文化、艺术、科技等全领域、多方位的“拿来主义”和输入。这符合了中华民族之崛起的客观与主观需要，但是也彰显了一些弊端，比如说中华文化、艺术等领域在传承、发展、创新与输出等方面还很薄弱。相比于科技领域，文化艺术这个软实力在传承，发展，创新及输出等方面略占优势，更容易成为民族的“名片”。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若想成为“中国输出”的领头羊，文艺工作者需要高度发挥创造力、前瞻力和国际视野，创作出既能体现中华民族的特色、又能让海外文艺领域耳目一新、引起反响与共鸣的作品。故此，从微观的角度来讲，中华民族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是“个人能力的开发者”，从宏观的角度来讲，中华民族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是“国际文艺的开拓者”，在能力与视野上都应该横贯古今、东西、以及不同领域。

　　我的外祖父是原延安军分区司令员胡云龙，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影响很大。在他们那一代人以及父辈影响教育下，我从小便立志成为一名有理想、有抱负、有思想的“三有”新人，希望能够突破“小我”，成就“大我”。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与繁荣不仅需要文化与创新基因与DNA，还需要从儿童抓起，更需要终生学习与实践，可见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或文化责任还应该从塑造“内在”开始，从弘扬中华优秀家道文化起而行之，由内及外，由小及大，由近及远，无愧人生，无愧民族，无愧人民，无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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