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网北京12月11日电(记者王镜榕)国宏院投资研究所研究人员,日前就2017年我国投资运行及2018年展望发表研报,称当前投资运行的总体形势受工业投资放缓影响,投资增速近期小幅回落;基建与房地产投资在投资增长中仍起着重要支撑作用;新动能作用明显增强,投资结构延续优化向好的趋势。并就当前投资领域存在的“结构失衡”、“内生动能不足”、“地方政府投资需求大与融资能力不足”等三个方面主要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还对2018年投资增长趋势进行了预测,认为未来投资增长维持在8%左右的情况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报告还从五个方面就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投资增长提出对策建议。
基建投资仍对经济增长起着稳定器的作用
报告认为,目前的增长成绩“含金量”较高,未来走势仍将总体平稳。报告指出,当前的“结构向好”既表现为新动能的增长,也体现在传统动能正在经历转型、升级和改造。首先,互联网+、战略性新兴产业、大数据、物联网等诸多领域的经济新动能带动作用明显。1-9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6.4%,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8.4%,比全部制造业投资高14.2个百分点,对制造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1.7%,拉动制造业投资增长2.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高污染、高耗能制造业投资持续下降。今年1-9月,黑色、有色采矿业投资降幅都在20%以上,钢铁业投资下降了11%。其次,由于政策与市场双方面的倒逼,工业企业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变,技术改造正成为企业投入的重点。1-9月,工业技改投资增长12.8%,比全部工业投资高9.5个百分点,占全部工业投资的比重为43.7%,比上年同期提高3.7个百分点。总体而言,新动能产业增长部分地抵消了传统产业动能的趋缓,产业结构升级的稳步推进是近期投资增长中一个值得称道的亮点。
报告认为,由于近期基建投资仍有15%以上的增长,房地产投资也略有反弹,因此,近期投资小幅回落主要是制造业为主的工业投资趋缓造成的。受到供给侧改革影响,制造业投资1-9月仅增长4.2%,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今年以来的金融去杠杆、环保督查等措施,对部分工业企业投资产生了一定影响。制造业投资虽有PPl拉动利润改善、外需增强等“利好消息”,但复苏的基础目前尚不牢固。
报告指出,虽然财政部从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的角度加强了对地方公共项目的监管,但以铁路、城市轨道项目为主的交通基建投资增长强劲,增速同比提高0.4个百分点。总体上,基建投资仍对经济增长起着稳定器的作用。
从房地产投资来看。1-9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8.1%,比1-8月提高了0.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了2.3个百分点,达到了2015年以来同期增长的高点。认为近期房地产调控政策更多兼顾了“供给侧”,如:加快土地供应、加快租赁房市场建设、连续出台鼓励租赁政策等。这将会对未来房地产投资的稳定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不过从新开工面积、商品房销售等领先指标出现放缓的迹象来看,未来房地产投资将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由于房地产投资在总投资中占比较大、产业关联度高,房地产景气度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亦有较大影响,因此,未来房地产下行的时间节点与下行幅度,值得予以充分关注。
“投资增长具有系统性、动态性,因此评价投资‘形’与‘势’的好坏,不能仅看当前的增速,还应该看增速背后的结构、效益、对未来增长的影响;需要结合内外部市场趋势及政策环境变化来看当前的增长是如何取得的。”报告指出,应该说,目前更能反映市场基本面的制造业和民营部门投资增长同时受到了“上拉”与“下拉”两方面的影响。“上拉”因素主要有:(1)供给侧改革的推进提高了部分企业利润空间,持续的“去产能、去杠杆”措施的积极作用正在显现。PPI仍支撑着工业企业利润改善。(2)市场内生性的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带来一定的增长新空间。(3)外需改善,出口回暖;消费市场总体稳定,来自需求侧的支撑改善。而近期投资增长的“下拉”因素主要是:金融去杠杆收紧了部分企业的融资,财政部门加强了对地方债务融资的监管,同时环保督查对部分工业行业产生了明显影响。报告强调,上述的上拉因素比较具有趋势性,而下拉因素更多是短期性的,是结构调整的需要,从中长期看更是“积极的因素”。因此,可以说,当前的投资增长是在决策层加大“防风险”力度、货币财政相对收紧、金融系统推进去杠杆、同时环保监管加强的政策背景下取得的,“含金量”较高。
报告强调,随着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未来发展新愿景更加明确,市场预期将趋于稳定,四季度与明年结构性改善的因素会持续增强,未来投资增长将总体保持平稳。
加快资本积累仍然是我国实现经济赶超的重要手段
报告认为,当前投资存在三个方面主要问题,突出表现为: (一)投资结构不合理,几大比例关系仍有待平衡发展;(二)内生性增长动能不足,资本生产率呈加速下降之势;(三)地方政府面临的投资需求增加与融资能力不足矛盾在加大。
“目前我国的投资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投资相对过剩与不足在不同领域同时并存。市场内生性动能不足,新动能比重较小,资金并未恰当地配置到最需要发展、生产率更高、更有发展前景的部门与行业。报告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结构问题,也正是当前投资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报告还具体分析了四个方面的不平衡。一是“国”与“民”,近年来政府和国有投资增长较快,更能反映市场内生性需求的民间投资增长相对不足。二是“虚”与“实”,房地产投资增长较快,实体制造业投资增长趋缓,要素成本攀升使得中国传统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弱化。三是“旧”与“新”,高耗能等传统产业投资增速虽有所下降,但占比依然较高;高科技等新动能产业增速较快,但占比依然较小。目前约90%的工业投资以及95%的服务业投资仍然集中在中低端,产业投资增长中的新旧动能转化远未完成。四是“大”与“小”,由于行业准入及信贷可得性方面的差异,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投资也出现分化,而民营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这部分投资如果持续低迷将不利于就业稳定,由此影响到消费的稳定增长。
报告强调,截止2017年9月,民间投资增速已经连续19个统计月低于整体投资增速。报告认为,近几年我国资本生产率(实际产出/资本存量)已从2007年的0.33下降至2016年的0.24,年均下降3.42%,下降速度是1997-2007年的两倍。从国际比较来看,在劳均资本相同的情况下,我国的资本生产率要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5%。当前,我国劳均资本存量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5%~25%,加快资本积累仍然是我国实现经济赶超的重要手段。但是,资本生产率过低将影响我国资本积累速度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报告认为,未来在我国劳动力供给出现拐点,储蓄率下降已成趋势的情况下,投资率上升的空间已经有限,因此,未来有必要优化资本配置结构,增加有效资本形成,以此提高经济体的潜在产出能力,减缓资本生产率的下降趋势。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等新战略的实施,都需要相应配套的投融资制度安排。报告认为,多数地方政府面临着支出需求增加与融资能力不足的矛盾。而且,“保增长”、“防风险”、“调结构”等多目标的相互叠加,加大了实践中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难度。例如,不少地方政府采取“保底承诺”、“回购安排”、“明股实债”、利用基金进行“优先劣后”分配等方式推动项目融资,实质上是在借PPP、政府引导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进行变相举债。显然,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将影响其未来公共投资的投融资能力。再则,若明年房地产市场下行幅度较大,将增加经济总体下行的压力。地方政府投资届时还需要起到一定的逆周期“保增长”的作用。而另一方面,政府支出结构又需要适当增加社会发展方面的支出,再考虑到目前地方债监管政策的适度从紧,都将会加大各政策目标之间平衡的难度。
预测:2018年投资增长约在7.9%左右,GDP增长在6.4%左右
报告首先从六个方面分析了明年投资增长的有利因素,表现在全球增长呈现回升势头;国内经济保持较平稳增长;企业市场预期改善;消费者信心增强;环保相关产业机会涌现;创新动力正在加速形成;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同时,报告还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投资增长的不利因素,包括: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仍较多。认为货币宽松对全球经济复苏的边际刺激作用明显减弱,美国等国采取的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抬头,成为世界经济不稳定的来源,将导致全球供给链中断,全球生产率下降。欧洲内部政治冲突、难民危机、英国脱欧进程存在变数,政治风险并未完全消除,将影响经济复苏;金融监管加强导致企业信贷条件收紧。自2016年中期以来,三月期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上升了124个基点。同时,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债权和表外理财产品在近些年快速扩张后,按月度环比计算基本上已停止增长。对非金融私人部门总信贷也开始小幅减缓。中国人民银行实行更为严格地执行资本流动管理措施,特别是2016 年后期以来,措施的执行力度显著增强;环保督查对民间投资后续增长有一定影响。到目前为止,中央环保督察已进行到第四轮,实现全国31个省区全覆盖。环保监管的高压态势对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后续投资的影响也比较大。中下游产业因原材料成本上升,利润空间缩窄,投资也将出现下滑;地方融资政策紧缩或将制约基建投资增长空间。认为正规融资渠道狭窄导致资金成本上升,地方政府有可能铤而走险,选择利率更高的隐性融资方式,以维持公共投资项目建设需求。
“以往投资增速低于经济增速最多会持续4年。当前,投资的基数已经很大,固定资产投资率更超过了80%,又有结构调整的迫切需要,因而投资增长维持在8%左右的情况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报告认为,2016年,投资现价增长(7.9%)低于GDP现价增长率(8.6%),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情况只出现过几次,包括1989年治理整顿时期(2年)、90年代中期经济“软着陆”时期(4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3年)和国际金融危机时期(1年)。也就是说从过去看,投资增速快于GDP增速的时间更长。以往投资增速低于经济增速情况的出现,或者是国内经济过热后的强制调整,或者是国际环境变化后的被动调整。
展望2018年,报告认为,党的十九大之后经济转型和体制转变的效果将逐步显现,政府投融资体系会趋于稳定,民间投资预期有望进一步改善,因此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或可能比当前略有回升。即使仍未明显回升,也需要保持政策定力。因为随着制造业投资更多转向高新技术产业,新兴服务业投资比例上升,投资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与以往已明显不同。只要是有效投资增长,即使速度比以前低一些,却反而能够在优化结构、改善民生、增加就业等方面产生更好的效果。预计随着结构性改善因素的进一步增强,明年投资增速仍会总体保持平稳,全年投资增长约在7.9%左右,GDP增长在6.4%左右。
五方略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投资增长
报告还对解决当前投资结构失衡以及动能不足等问题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应对之策:
——深化供给侧改革,优化各部门比例结构,提升投资增长质量
我国经济经过持续30多年的高增长,在“量”的增长上已取得不凡的成绩,未来应更加注重“质”的方面,提升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公平性。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调整经济结构与布局。由于投资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转变投资增长的模式与优化投资结构与布局,就成为了未来经济发展实现“提质增效”、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为此,一是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掉低效过剩产能,实现“市场出清”。二是要优化未来投资增长的结构:包括投资主体结构、行业结构、区域结构,对接发展阶段的新目标、新需要。三是要积极而又稳妥地实施新旧动能“双轮驱动”战略,稳步将增长动力系统转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让技术进步与创新活动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不断增大的作用。
——以投资结构优化,促供给结构优化,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依据党的十九大精神,未来的投资发展,应围绕提高投资增长的质量效益,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现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国有与民营部门之间、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可持续的良性互动。从解决“不平衡”的角度,要逐步优化“国与民”、“虚与实”、“城与乡”、“旧与新”、“大与小”等比例关系。从解决“不充分”的角度,要有效增加作为新增长点的新动能投资、适应消费升级的服务业投资、就业与消费拉动效益更高的中小企业投资、能够提供人民幸福指数的社会发展投资等。而实现这些转型目标的路径还是要通过深化相关领域的各项改革,完善制度环境与对外开放环境,即报告中所提到的: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等等。
——为“新动能”投资增长创造更好的制度与政策环境
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支撑作用,着力放大财政资金的引导效应。建立大型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通过融资担保、再担保和股权投资等形式,为科技型企业和初创企业提供信用增进服务。探索设立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的现代科技投资银行。促进企业专利权、商标权等无形资产质押和排污权抵押贷款的发展。通过银政合作协议,共同为中小企业开展知识产权质押业务。推广供应链融资模式,解决上下游企业融资难、担保难问题。积极发展天使资金、创业投资,推进创新创业企业在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境外资本市场融资进程。
——适当减弱“控风险”政策对投资的冲击
积极支持在建PPP项目、政府投资基金和政府购买服务承接主体的后续融资,保障项目续建和收尾,对受到“控风险”政策不利影响的优质项目的融资提供更多的便利。充分发挥产业投资基金的作用,积极参与公共投资项目的建设和运营,优先承接因“控风险”政策的影响出现资金短缺的优质项目的融资需求。鼓励财政实力强、举债空间大、债务风险低、债务管理绩效好的地方政府出资建立担保公司,对重点公共项目债务进行担保,稳定投资者预期,保障后续融资需要。运用专项资金和基金重点支持仍然保留的政府购买工程建设。
——着力改善民间投资的综合营商环境
报告强调,从根本上解决融资不公平问题,由监管部门牵头,全面清理金融机构内部规定,废止贷款发放的评价机制、风险控制和行政追责中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条款。从国家和省级层面选择一批信用好的民企,实施商业银行授信制度。地方政府要把PPP作为一项实事来抓,真正向民企推出一批有投资价值和前景的优质项目。抓紧修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允许民非机构从事正当营利性活动,保障民间出资人的资产权益。建立正常合理的官员激励机制,对正常的官商交往应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激发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