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网北京7月20日电（记者 韩鹏飞）近日，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为我国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绿色低碳发展勾勒出了清晰的行动路线图。《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方案》的出台，不仅标志着我国“双碳”战略进入了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更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坚定走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的信心与决心。

　　作为指导“十五五”时期碳达峰工作的重要政策文件，《方案》将如何统筹经济发展与减排目标？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能源结构调整将如何破局？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又将迎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针对这些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碳中和研究院长聘教授鲁玺，对《方案》进行深入解读。

　　以务实目标锚定转型里程碑

　　“《方案》是我国‘双碳’战略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件。”鲁玺指出，从时间维度看，“十五五”时期是我国确保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决胜期，也是衔接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铺垫中长期碳中和的关键五年。《方案》的发布，不仅为碳达峰目标绘制了精确的“施工图”，更通过制度化的安排，将碳达峰目标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深度融合。

　　鲁玺认为，《方案》最大的亮点在于其将绿色低碳转型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当前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方案》坚持统筹发展与减排、安全与转型，提出了一系列既具前瞻性又具操作性的举措。一方面，通过节能降碳倒逼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淘汰低效产能，降低单位产出资源消耗，推动制造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另一方面，大力培育新能源、绿色制造、碳服务等绿色新赛道，将低碳转型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值得关注的是，《方案》提出到203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的目标。这一指标的设定体现了极强的务实精神与科学考量。鲁玺分析，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能源消费总量仍保持刚性增长。17%的强度降幅，既考虑了实体经济的承受能力和能源保供需求，也体现了我国持续强化减排力度、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政策导向，为实现后续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奠定基础，兼顾了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与转型可行性。

　　实现这一目标，我国已具备了坚实的基础与有利条件。在产业层面，我国绿色产业规模持续扩张，新能源、储能、节能环保等产业链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绿电成本不断下降，已具备推动能源结构优化、扩大清洁能源替代的产业基础。技术层面，氢冶金、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新型储能等低碳技术储备充足。制度层面，碳排放双控、全国碳市场、绿色金融等市场化工具日益完善。加之我国丰富的风光水核资源禀赋，规划中的28亿千瓦以上风光装机，都将为目标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在能源与产业变革中重塑增长逻辑

　　作为制造业大国，如何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平稳运行的前提下推进能源结构调整，是《方案》实施过程中的核心命题。鲁玺强调，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必须守住“先立后破”的底线，在保障能源安全、稳定实体经济的前提下有序转型。

　　具体而言，这一转型路径包含“增量”与“存量”的双重奏。在增量方面，要做大清洁能源，加快西北风光基地、海上风电、沿海核电布局，同步建设跨省输电通道与储能设施，解决新能源消纳短板。在存量方面，不搞简单的“一刀切”退煤，而是推动煤电转为调节性支撑电源，实施节能降碳改造，严控新增煤耗项目，并推进钢铁、化工行业的绿电直供与绿氢替代，有序降低煤炭消费峰值。同时，构建多元能源安全缓冲体系，完善能源系统调节能力，提高能源系统韧性，应对新能源规模化发展带来的系统调节需求；在工业用能侧推广余热回收与分布式光伏，倒逼终端用能低碳化。

　　伴随着能源结构的深度调整，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也在同步推进。《方案》为各地和各行业处理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分类施策、差异化转型。

　　在区域层面，能源基地省份侧重新能源开发替代，工业大省聚焦高耗能产业节能改造，生态功能区重点提升碳汇能力。在行业层面，钢铁、水泥、化工等传统高耗能产业被定位为“存量低碳改造主力军”，其核心任务是控总量、降强度、优工艺，通过全流程节能改造与循环产业园建设，将减排压力转化为绿色竞争力。而新能源、动力电池、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则被定位为“增量低碳引领者”，坚持低碳前置规划，从源头构建零碳生产体系。

　　“转型过程中，将涌现出五大经济增长新引擎。”鲁玺预测，新能源全产业链、低碳工业技术赛道、绿色交通产业、碳管理服务业以及循环经济产业，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绿色产业兼具减排与增收的双重属性，将逐步替代传统高耗能增长模式，成为稳定宏观经济、优化产业结构的核心动力。

　　构建长效机制护航碳中和远景

　　目标既定，重在落实。如何完善考核机制，既确保碳达峰目标的刚性约束，又能有效激发地方和企业的创新活力，是《方案》落地的关键保障。

　　鲁玺建议，应构建“刚性约束+正向激励”的双向机制。首先，实行差异化分类考核，兼顾区域发展差异。对能源基地、工业大省、生态保护区等设置不同权重指标，避免简单化、“一刀切”。其次，强化目标责任传导机制，合理分解碳排放控制目标，建立动态监测与调整机制，增强政策实施弹性。

　　更为关键的是完善市场化激励机制。对于考核优秀地区，优先布局新能源、零碳产业等重大项目；对于主动深度减排的企业，给予政策支持，推动企业由“被动控碳”转向“主动降碳”。同时，高质量的数据是考核的基础，接下来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家和地方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提高数据的准确性与及时性。

　　展望未来，碳达峰并非转型的终点，而是迈向碳中和的关键起点。鲁玺指出，“十六五”及以后阶段，我国需坚持循序渐进、技术创新、制度完善三大原则，依托“十五五”积累的优势，持续扩大清洁能源供给，推动重点领域深度脱碳。

　　从中长期看，应围绕重点行业深度脱碳需求，加强低碳零碳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广；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碳市场、产品碳足迹等制度体系，提升绿色低碳发展的治理能力。通过系统、高效的实施路径，稳步迈向2060年碳中和目标，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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