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网北京2月9日电 聚焦“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从中央一号文件看2026年‘三农’工作怎么干”主题，中宏论坛第七十场研讨会于9日下午圆满召开。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于晓华应邀出席论坛并作了主题发言。

　　以下是于晓华的发言：

　　2026年2月3日，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这是“十五五”时期的首个中央一号文件，标志着中国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将“三农”问题置于国家战略核心位置。文件延续了长期以来对粮食安全、农民增收、乡村建设、农村制度改革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视，同时也在多个方面释放出新的政策信号，其中尤为重要的一条主线，是对人口变化的趋势作了一定的回应。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认为，从历史视角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军事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革命，二是人口结构变化所引发的社会重构。前者常以突变形式出现，而后者则是缓慢但极其深远的力量。人口变迁不显山露水，却在几十年时间里悄然改变一个国家的空间结构、产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对中国而言，当前和未来几十年的乡村振兴，本质上就是一个人口问题。

　　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人口问题的表述，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和长远战略性。例如文件提出：“适应人口变化趋势，立足主体功能定位，结合自然灾害防范，统筹优化村镇布局，提高村庄规划质量和实效，合理确定建设重点和优先序。”又提出“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落实转移支付、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政策，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这些表述说明，乡村振兴已不再是单纯的农业发展问题，而是与人口迁移、城乡结构调整密切相关的系统性工程。

　　一、关于人口变化包括三个方面：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以及人口质量

　　一是人口数量变化。从人口数量角度看，当前农村社会正在经历深刻变化。

　　首先是农村人口总量持续下降。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到2025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7.89%，比上一年提高0.89个百分点，全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9.538亿人，新增超过一千万人。这意味着，农村人口正以稳定速度向城市流动。

　　更值得关注的是长期趋势。专家预测，到203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71.5%；到203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74.6%；到205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接近80%，总体完成城镇化任务。从另一角度看，在未来十多年时间里，我国农村常住人口将继续减少约2亿至2.5亿；2050年，农村常住人口有望进一步下降至2.45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不断加快。人口减少的过程，其实早已反映在村庄数量变化中。据报道，从1985年至今的40年里，我国自然村数量减少约150万个，行政村数量减少近50万个。这不是简单的空间收缩，而是社会结构的深刻重组。

　　从国际经验看，这一趋势具有一定普遍性。以日本为例，日本城镇人口高度集中在东京、名古屋和大阪三大都市圈。与此同时，农村地区出现明显的高龄化和空心化问题。这说明，在高度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减少和老龄化是普遍现象，也是现代化国家难以回避的结构性变化。

　　因此，问题不在于人口是否流动，而在于如何应对这种不可避免的变化，减缓其冲击，并在新结构中重新构建农村的发展基础。长期政策必须具有连续性，短期措施则是长期战略的延伸。

　　二是人口结构问题。从人口结构角度看，农村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

　　首先是年龄结构问题。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2.64亿，农村老年人口已超1.21亿人（比“六普”多0.22亿人），农村60岁以上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23.81%，高出城市8.27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全国老年人中接近一半在农村，农村老龄化程度更高。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从城乡来看，城镇地区老年人数量比农村多，但农村地区老龄化程度比城镇地区更高。这意味着，农村地区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其次是性别结构问题。女性人口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长期以来，女性通过婚姻改变生活轨迹的现象较为普遍，婚姻成本高企导致部分地区出现“结婚难”，女性资源外流加剧，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女性不仅是家庭结构的重要支撑，也是农村社会活力的重要来源。稳定女性人口、提升女性发展空间，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三是人口质量问题。除了数量和结构问题，人口质量问题同样值得关注。乡村振兴提出要到2050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在“三农”体系中，“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逐渐成为政策重点，但“农民现代化”仍相对薄弱。未来24年，当前出生的一代将逐步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的教育水平、技能结构和现代意识，将直接决定未来农业与农村的发展水平。乡村振兴要从娃娃开始抓起。

　　如果说农业现代化依赖技术，农村现代化依赖基础设施，那么农民现代化则依赖教育与人的发展。从现在开始提升农村儿童教育质量、健康水平和综合素质，是一项具有长期战略意义的工作。乡村振兴不仅是空间和产业的振兴，更是人的振兴。

　　从收入结构来看，农村经济早已发生深刻变化。从收入结构看，结构进一步优化。2015年工资性收入首次超过经营净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首要来源，此后工资性收入占比持续提高。2024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3119元。从收入来源看，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9799元，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2.39%。这说明，农民收入越来越依赖非农业领域，外出务工已成为主要收入来源。

　　因此，“农村人口数量”不仅关系到粮食生产，也关系到消费结构与农村经济活力。外出务工人口带来收入，但也带走了农村的年轻劳动力；农业人口减少，有利于提高规模化经营水平，但也可能影响粮食安全。这种平衡，需要政策层面的长期调控。

　　中央一号文件反复强调粮食安全，这与人口结构变化密切相关。农村人口减少，如果农业生产效率不能同步提升，可能对粮食供给带来压力。因此，农业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通过科技、机械化和规模经营来弥补劳动力减少的影响。

　　二、政策建议

　　面对这些变化，未来政策应更加注重系统性与前瞻性。

　　一是应逐步实现农业政策与农村政策的适度分离。农村不仅是粮食生产空间，也是大量人口的生活空间。部分地区可以发展为宜居型乡村，而不是单纯的农业生产基地。随着人口减少，一些村庄将逐渐转型为居住型社区，功能更加多元。

　　二是农村养老问题将成为未来的核心议题。随着老龄化加剧，大量老年人留在农村，而子女在城市工作。如何建立完善的农村养老体系，包括医疗服务、社区照护和社会保障，将直接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三是应大力支持女性创业与就业。女性不仅是家庭的重要支柱，也是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提供金融支持、培训机会和社会保障，可以增强女性在农村发展的信心与能力，稳定人口结构。

　　四是需要根据人口变化趋势，调整农业农村布局，包括学校、医疗机构、政府服务、产业布局以及基层干部配置。人口减少地区不宜盲目扩建，而应推动资源整合，提高公共服务效率。部分村庄可能需要合并，形成新的中心村结构。

　　在实践层面，“千万工程”经验提供了有益参考。“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理念推动了农村环境改善与基础设施提升。但从人口变化趋势看，未来可能需要面对新的现实：人口结构变化下的空间重组。乡村振兴并不意味着每一个村庄都要保留，而是要在尊重人口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农村整体发展质量的提升。人口减少并不必然意味着衰落，如果能够通过合理规划，实现资源集中与公共服务提升，农村仍然可以保持活力。从更宏观的视角看，中国的乡村振兴正在经历从“以土地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过去农村发展强调农业生产，现在则更加重视人口结构、社会服务和生活质量。人口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变量，也是最难以控制的变量。

　　未来几十年，中国农村将进入一个深度转型期。人口持续减少、老龄化加剧、结构不断变化，将成为常态。在这一背景下，政策的目标不应是逆转趋势，而是顺应趋势，在变化中寻找新的发展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振兴的本质不是简单地“留住人”，而是让留下来的人生活更好，让流动的人发展更好，让城乡之间形成更合理的互动关系。通过提高农业效率、优化农村空间布局、提升农民素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农村仍然可以在现代化进程中找到新的位置。

　　202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对这一历史进程的阶段性回应。它既关注粮食安全，也关注人口流动；既强调基础设施，也强调制度创新。更重要的是，它开始正视人口变化这一深层变量，并试图在政策层面为未来几十年的结构性调整做好准备。乡村振兴是一场长期工程，其时间尺度不是五年，而是几十年。人口变化则是这场工程中最缓慢、最深刻的力量。“理解人口，顺应人口，服务人口”，或许正是未来乡村振兴成功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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