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网北京9月19日电 （记者 王镜榕 视频报道 周子怡） 9月19日，聚焦“提振信心 统筹发力——推动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中宏论坛第四十一场在线研讨会圆满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民建中央委员、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黄石松应邀出席论坛并作主题发言。

　　以下是黄石松发言：

　　前几年参与了国家发改委社会司等部门组织的关于银发经济和银发产业的大调研，民营企业是银发经济特别是养老服务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调研中，我也了解到一些情况，通过养老服务这个行业，也可以看出民营企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共性的问题。

　　另外，我也是一名中国民主建国会成员，民建是联系经济界的民主党派，会员中有接近50%—60%是民营企业家，会前，我也就这个问题征求了一些会员的意见和建议，也正好借这个机会与大家探讨、请教，为提振民营企业的信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首先，我想谈一下总体的感受。一是民营经济发展和民营企业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二是随着《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31条政策的出台，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民营企业的困难确实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政策环境也越来越宽松，这次在国家发改委成立民营经济促进局，也是很多民营企业期盼已久的，有民营企业家说“民营企业有了自己的娘家”；三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在逐步恢复。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政策效应的进一步释放，从长远来看，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前景将更加乐观。

　　其次，我重点谈一下民营企业的市场空间问题。在访谈调研中，民营企业家反映最多的问题是什么？是因需求不足导致的市场空间不足，导致企业经营困难，企业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不足，能力有限。在多方面政策利好下，一些民营企业信心增加，有跃跃欲试的冲动，但又有“有心无力”“瞻前顾后”的困扰。

　　一是需求不足。随着外需市场的萎缩，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等多重因素叠加，民营经济主导的很多行业，市场空间受到严重的挤压，需求不足十分明显，企业订单减少。以养老服务行业为例，在计划经济时代，养老是由政府包办的福利性事业范畴。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公办养老机构推行“公建民营”，2017年国务院发文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逐渐成为养老服务行业的主要力量。以北京市为例，截至2023年6月底，在民政局和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的经营主体中，政府公办公营机构只占到全部床位数的10.05%，公建民营机构为26.99%，社会办养老机构已经占到62.96%。受基本养老金水平和老年人消费能力不足的影响，养老服务市场发育不足。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受宏观经济形势和财政增收预期的影响，政府对养老服务的投入不可能持续大幅度增加，在家庭收入预期普遍不乐观的情况下，家庭首先选择了减少老年人养老的投入。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银发产业链条长、带动作用大，市场潜力大，但在收入预期不乐观的情况下，银发消费首当其冲地受到了冲击。

　　二是“有心无力”。随着货币政策的宽松，多次降准和利率下调，过去民营企业遇到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有所缓解。现在一些民营企业不是“贷不到钱”的问题，而是“不敢贷、不知道花哪儿”的问题。一些民营企业对于扩大投资规模“有心无力”，或者叫“力不从心”。比如，养老服务供应商普遍反映，提供居家上门养老服务的机构在过去3年中业务大幅度萎缩，很多因亏损和人员流失而倒闭或转行，还在维持的公司也普遍采取观望、减少投资、暂缓投资等做法。尽管各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纾困措施，部分解决了养老机构流动资金不足等问题。但资本金不足导致可持续经营能力不足，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疫情发生前，我国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平均在50%左右，疫情冲击下，养老机构入住率和经营收入都严重减少，北京市整体入住率普遍下降20%左右。由于亏损大幅度增加，负债率大幅度上升，全行业普遍出现资本金不足，持续运营风险凸显，并进一步削弱了原始股东和投资人的信心和机构融资能力。再比如，有企业反映，现行的纾困减税政策主要体现在所得税的减免上，养老服务行业属于微利行业、投资周期长、投资回报率低，当前最突出的矛盾是由于订单减少导致的营业收入减少，希望进一步提高纾困政策的精准度。

　　三是市场空间受到挤压。为应对疫情冲击，地方政府采取让公营部门和国有企业介入养老领域等做法，有限的资源进一步向国有体制倾斜，由于国有企业在“医保报销资格准入、医保报销额度、财政补贴”等方面有更便利的优势，就有可能出现了“不同待遇”，出现不公平竞争。另一方面，由于财政对养老投入增长放缓、甚至减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数量下降，进一步带来市场的萎缩。从“责任思维”出发，政府部门更愿意将政府购买服务交由国有企业来实施，这就使原本由民营企业提供服务的市场进一步受到挤压。

　　事实上，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由于订单分散、单价低、利润低、服务个性化等原因，更适合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在养老服务等带有公共福利性质的领域，如何更好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激发民营资本的积极性、发挥民营机制的优势，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普遍性问题。

　　最后，我谈一点不成熟的建议。

　　一是引导社会建立明确的预期。在政策层面，进一步明确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主导的经营领域和范围，结合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特点和客观发展规律，进一步明确民营经济主导的领域和范围，为民营经济留有空间和余地。事实上，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在法人治理结构上、在规模上、资源优势上、经营方式上各有其特点和自身的优势，应该正视这种差别，分类加以引导，形成各司其职、各得其所、互为补充的格局。

　　二是提高纾困政策的精准度。让企业尽快有更多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是增强投资信心的最有效的办法。比如，在加大纾困资金投入规模的同时，针对资本金不足和持续性经营风险，进行全面统计摸排，制定分类指导意见。对民办非营利性机构和社会组织，可以根据亏损实际情况，核准并减少部分注册资本。对于服务能力强、服务质量好但资本金不足的机构，研究更多采取公建民营、政府注资（或成立专项基金注资）、混合所有制等方式，为养老机构资产重组提供便利，等等，全面化解行业系统性风险。培育社区小微市场主体、激发社会组织和公益组织的活力，多措并举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产业，千方百计增加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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