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经合组织(APEC)以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非约束性方式运行三十余年,在关税削减与贸易便利化上积累了可观测、可累积的制度资本。中国在APEC中的角色,经历了从增长受益者到合作伙伴、再到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跃迁。当前,单边主义制度化回潮、供应链政治性重构与创新议题安全化,正从制度前提层面侵蚀开放型亚太经济的根基。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的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三大优先领域。会议的意义不在于重申开放原则,而在于把“更加开放”转化为可操作、可评估、可积累的集体行动。本文结合官方数据,深入分析APEC合作的成就与挑战,聚焦共建亚太共同体,从目标锚定、开放坚守、创新驱动与互信重建四个维度提出策略路径。
一、APEC合作的主要成就
APEC自1989年成立以来,形成了一套区别于条约型机制的运行方式:承认成员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制度的多样性,强调议程推进的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这一设计使APEC在成员禀赋悬殊、国内政治约束各异的条件下,维持了三十余年的合作连续性,并在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维度取得可量化的成果。
茂物目标构成APEC合作成就的基准刻度。1994年印尼茂物会议确立了APEC首个带有明确时间表的长期目标:发达成员在2010年前、发展中成员在2020年前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据商务部数据,到2020年茂物目标收官时,实施26年间APEC地区年均GDP增速达3.9%,区域贸易额较1994年增长5倍,双向投资增长12倍,平均关税水平由13.9%降至5.2%。若以1989年为起点观察,APEC经济体最惠国简单平均关税税率从16.9%降至2024年的5.1%,零关税产品税目数占比从27.3%提高至48.9%。2025年,亚太区域GDP规模达61.4万亿美元,货物进出口总额突破26万亿美元,世界经济重心持续向亚太转移。
贸易便利化是APEC制度实效更具“专属”意义的领域。在边境手续简化、标准互认、商务旅行便利化等议题上,APEC的“探路者方式”使有意愿的成员先行先试,再将经验向全体成员扩散。这种非约束性协调之所以能够产生实效,关键在于它把成果“锁定”在成员的单边政策与国内监管流程之中:关税削减嵌入成员自主的税则调整,便利化措施沉淀为海关作业惯例,信息共享与能力建设降低了后续更深层次一体化的谈判成本。APEC以非约束性方式积累起一种可复用的制度资本——这是理解其三十余年生命力的关键。
组织架构的完善为倡议落地提供了自上而下的传导机制。经过多年建设,APEC形成了以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最高决策层、部长级会议为政策审议层、高官会为协调层、委员会和工作组为执行层、秘书处为行政支撑的多层次架构,使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的各项倡议和行动计划得以从政治承诺逐级转化为技术方案与操作安排。2026年5月22日至23日,APEC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举行,形成“1+1”具体成果:发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苏州联合声明》(简称《苏州声明》),批准《APEC创新、有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业路线图》。这是APEC“中国年”达成的首份部长级成果文件,也标志着上述传导机制在新兴议题上的延伸——数字贸易、绿色低碳、供应链联通、服务贸易升级等重点合作方向凝聚起21个经济体的共识,分散的成员实践开始向可比较、可推广的区域框架转变。
二、中国与APEC合作的历程:从受益者到建设者、贡献者
中国与APEC的关系演进,是理解该组织功能变迁的重要线索。1991年中国加入APEC,正值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要阶段。加入后的第一个十年,中国主要是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红利的受益者:APEC框架下的关税削减与市场开放,为中国制造业融入亚太生产网络提供了外部条件,中国也逐步成长为亚太重要的最终需求来源之一。
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产业能力跃升,中国在APEC中的角色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合作,实质性参与各层级议程,在海关程序协调、标准对接、能力建设等领域贡献方案与资源。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从“规则接受”转向“规则共建”:中国不再仅仅是开放红利的分享者,更成为区域合作进程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
当今中国已成为亚太合作的重要建设者和贡献者。在市场供给维度,据海关总署统计,2025年中国与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达26.29万亿元,占同期中国外贸总值的57.82%;其中对APEC经济体高新技术产品出口4.63万亿元,同比增长8.1%,能源、农产品、半导体设备、精密仪器等关键领域进口保持较快增长。“十四五”期间,中国与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累计达到125.49万亿元,较“十三五”时期增长39.4%。2026年前三季度,中国对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同比增长23.9%,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60.3%;中间品占出口总值比重超过一半,形成“中国生产-亚太组装-全球销售”的分工格局,对多个成员经济体的产业循环和就业具有重要影响。
在公共产品供给维度,中方在亚太经合组织首倡设立的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绿色供应链网络,已经成为区域贸易数字化绿色化合作的重要平台。在制度型开放维度,中国把APEC作为展示接受更高水平经贸规则意愿的窗口:《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全面生效,中国同时积极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以加入进程形成对国内改革的外部锚定。2026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前两次分别为2001年上海会议和2014年北京会议;中国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办会主题,标志着自身角色从议程参与者向愿景塑造者的进一步跃升。
三、当前共建亚太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APEC的开放议程正面临三重相互叠加的压力。这些压力并非孤立的技术性障碍,而是指向开放型亚太经济所依赖的制度前提本身。
第一,APEC方式的非约束性在政治压力上升时转化为集体行动的脆弱性。“自主自愿、协商一致”在合作意愿充沛时是灵活性的来源,在合作意愿分化时则可能成为搭便车行为的温床。与此同时,APEC的议程资源有限,部长级会议与领导人会议可供讨论的议题空间受到挤压,地缘政治议题的干扰也进一步压缩了贸易投资核心议程。
第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制度化回潮构成可统计的现实约束。世界贸易组织《2025年全球贸易环境发展年度概览报告》提供了迄今最清晰的量化证据:2024年10月中旬至2025年10月中旬,受新关税及其他进口限制措施影响的全球商品进口额达2640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商品进口总额的11.1%,是上一报告期(6110亿美元)的四倍多,创下WTO贸易监测15年多来的最高纪录。保护主义已不再仅仅是“抬头”的趋势判断,而是形成了影响贸易流向的硬约束。APEC政策支持小组(PSU)《APEC区域趋势分析》进一步评估,APEC地区货物出口量增速预计将从2025年的7.6%显著放缓至2026-2028年的3.3%-3.7%。区域开放发生倒退的风险,正在从假设变为统计事实。
第三,脱钩断链、科技封锁与“友岸外包”相互叠加,既阻滞创新议题合作,也从基础上削弱APEC赖以运行的“开放”前提。个别成员以“国家安全”为名不断加码高技术出口管制,将技术竞争从贸易领域延伸至创新生态的核心环节。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本应是APEC最具增量合作潜力的领域,但当算力、数据和关键技术被安全化叙事裹挟时,APEC“探路者方式”赖以运作的专业空间便遭到压缩。绿色领域同样存在悖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与电动汽车供应链中的规模优势,本可为区域绿色转型提供低成本方案,但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友岸外包”可能使绿色标准异化为新型贸易壁垒。“友岸外包”与“脱钩断链”的后果不是供应链的消失,而是供应链的政治性重构——以安全逻辑而非效率逻辑组织经济关系。这种重构在中短期表现为效率损失与价格上升,在长期则可能固化一个分裂的亚太经济格局。《苏州声明》针对规则碎片化等全球性难题提出区域合作方案,恰从反面印证了这一压力的严重性。
四、建设亚太共同体的策略建议
上述挑战的性质,决定了回应策略不能停留在重申开放原则的层面。如果APEC的实效来源于可累积的制度资本,那么策略设计的核心命题便是:如何使“更加开放”成为成员经济体在政治压力下仍然愿意持续投入的可操作进程。
(一)明确目标,加强规划,为亚太自贸区设定可执行的阶段性路径。2026年恰逢APEC领导人提出亚太自由贸易区愿景20周年。2014年,APEC各方已达成《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2026年苏州贸易部长会议重申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并就互联互通合作作出安排。深圳会议的关键任务,不是再发表一份原则性愿景,而是把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从“终局目标”转化为“路线图+里程碑”的操作框架。可行的路径是“愿景引领、双轨并进、规则搭桥、渐进聚合”:在RCEP与CPTPP成员重叠的范围内,率先推动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与标准互认的先行对接,以“规则趋同”促进“协定衔接”,为最终走向FTAAP积累可比较、可评估的技术基础。APEC的比较优势恰在于其非约束性协调能力——它不必等待一项宏大协定的一次性达成,而可以在成员自愿组合中逐步扩大规则趋同的覆盖面。
(二)坚守开放的基本政策不动摇,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从“边境上”推向“边境后”。“开放是亚太合作的生命线”。在关税水平已大幅削减的背景下,APEC开放议程的边际收益越来越多地取决于边界内规则的协调:数字贸易的电子单证互认与跨境数据流动的贸易相关环节、服务贸易的资质互认与监管透明度、投资便利化的争端预防与协调机制。中国可依托《苏州声明》已凝聚的共识,推动APEC在世贸组织改革的具体节点上——“争端解决机制恢复运作”“渔业补贴”“电子商务”等形成成员间的共同立场文件,使APEC的协商功能服务于多边规则的修复而非替代。
(三)以创新为动力,将数字贸易与绿色低碳打造为合作增量的前沿。增长动力只能从改革中来。在数字维度,应推动APEC成员在电子单证互认、跨境数据流动的贸易相关环节上形成最低共同标准,使“一次申报、双边通关”从双边试点扩展为区域惯例。在绿色维度,中国可依托可再生能源与电动汽车供应链的规模优势,倡议设立APEC低碳技术合作与推广机制,重点解决绿色技术标准在发展中成员的可及性与可负担性问题——这既是包容性发展的要求,也是防止绿色标准沦为贸易壁垒的必要条件。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必须形成合力:没有制度安排承接,技术合作难以规模化;没有技术成果支撑,制度协调便缺乏实质性内容。
(四)加强成员间政治互信,以世贸组织规则为基础凝聚共识,以互利共赢替代零和博弈。APEC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使分歧各方仍能坐到一起的制度空间。重建互信的关键,不在于消除利益差异,而在于使合作意愿“在不确定环境中仍然可识别、可积累、可评估”。具体而言: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搞地缘政治小圈子;在粮食与能源安全等政治敏感度相对较低的领域先行恢复功能性合作,例如推动区域能源应急信息共享与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早期预警协调,以危机应对的实效积累信任存量;以能力建设和技术合作帮助发展中成员提升参与高标准规则的能力,使开放的红利分配更加普惠包容。亚太共同体的实质,不是消除成员之间的政策分歧,而是使合作在压力条件下仍然能够向前推进。
APEC三十余年的经验表明,非约束性制度可以产生实效,但实效的可持续性取决于成员持续投入的政治意愿。深圳会议的意义,在于把“更加开放”从原则性宣示转化为一组可操作的议程问题:FTAAP的路线图能否从愿景走向里程碑,数字与绿色合作能否从共识走向机制,互信能否从话语走向可评估的行动。中国作为东道主,其角色不仅是会议的组织者,更是这一转化过程的推动者。亚太共同体不会因一次会议而建成,但它可以在每一次合作“可积累”的制度设计中,获得更坚实的支点。(作者:林学军,暨南大学教授;邝芷彦,广州华商学院数字经贸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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