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进入第二个十年，以“开放长江”等为核心的“五大长江”建设正式启动。“开放长江”的提出，标志着长江经济带的发展重心向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跃升，将长江经济带的庞大经济体量、完整的产业体系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广阔合作空间，对统筹好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和海外市场拓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长江经济带要“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的衔接互动，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横贯东中西、连接南北方的开放合作走廊”。站在新十年的起点，长江经济带如何充分发挥其连南接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高质量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关乎区域自身发展，更关系到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全局。

　　过去十年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的成就。长江经济带过去十年的发展历程，是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在筑牢生态基底的同时，对外开放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打造“开放长江”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是互联互通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长江水系高等级航道由0.8万公里增加到1.1万公里，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长71%，达到42亿吨，稳居世界内河第一。同时，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和“黄金水道”，长江经济带在内陆与世界之间架起了跨越山海的“江海——铁路——陆路”等交通网络，形成了“轴辐式”的立体互联互通体系；二是制度型开放探索迈出了坚实步伐。长江沿线9省布局了密集的自贸试验区集群，在探索陆上贸易规则、投资便利化、金融开放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试验，并已形成一批制度创新成果向全国复制推广；三是开放型经济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年间，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91%，2025年前11个月，长江经济带11省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9.12万亿元，占全国比重46.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十五五”与“五大长江”指引下长江经济带的开放新航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任务。在国家发展改革委擘画的“五大长江”建设蓝图中，“开放长江”居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开放长江”绝不是单纯追求流量和规模的扩张，而应是质量、效率和深度的跃升。具体来看：一是要推动开放形态从“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制度型开放”纵深迈进。未来的重点应聚焦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数据跨境流动、绿色标准互认、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开展更多首创性改革。二是要推动开放模式从“硬件连通”向“系统集成”升级。开放不仅仅是修路建港等硬件建设，更要推动交通、物流、数据、能源“四网联动”，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四流融合”，构建系统化的集疏运体系和产业生态。三是要推动开放布局从“沿海引领”向“全域协同”拓展。长江经济带要充分发挥其横贯东中西的纽带优势，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推动内陆地区从“开放末梢”转为“开放前沿”，加速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融入“一带一路”的路径探索。未来十年，长江经济带建设还需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指引下，走兼顾生态约束与开放动能的特色路径，探索以内陆纵深为支撑、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全域协同为特征的高水平开放新路，推动区域经济在更大范围内开放合作，凝聚更强劲的发展合力。

　　一是以“制度型开放”引领高水平融合。制度型开放是开放长江建设的核心抓手，需聚焦规则对接、平台创新、监管协同三大方向，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一是以长江经济带现有自贸试验区为核心载体，加快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健全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进一步压减负面清单条目，扩大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重点领域开放，为企业“引进来”打开方便之门。二是完善多元化投融资与风险防控体系。在用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多边金融工具的基础上，鼓励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保险资金等社会资本参与长江经济带投资建设；同时，健全海外利益保护体系，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全面风险保障。三是培育“深度融合”的全球产业链合作圈。鼓励龙头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与沿线国家共建联合实验室、产业创新园区和技术转移中心等高能级合作平台。通过产业优势互补，将“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紧密联结为利益共同体，引导长江经济带企业通过投资、跨国并购、合资经营、工程承包等多种方式，扩大优势产业在“一带一路”的投资，实现由产品输出向产业输出的转变，促进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跨境高效流动。

　　二是以“错位发力”促进区域协同联动。长江经济带各地区需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在开放体系中扮演好各自角色，实现协同增效。一是下游长三角要强化“领头羊”的规则引领与辐射带动作用。例如，上海可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创新金融工具，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人民币金融全链条服务。下游地区的核心任务，是发挥“头雁效应”，为全流域输送制度创新的源头活水和专业服务支撑。二是中游城市群要做好枢纽链接与产业转换。中部地区坐拥区位优势和雄厚制造业基础，其核心任务是打造生产组织型枢纽。例如，湖北可凭借其综合交通优势，打造面向中亚、欧洲的供应链管理中心，推动中游地区成为承接下游创新资源、带动上游开放的内陆开放“中转站”和产业升级“示范地”。三是上游地区要做好陆路通道与新兴市场连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与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应强化与东盟、南亚等新兴市场的陆路联通，探索在跨境电子商务、国际文化旅游、绿色能源合作等新兴领域，与“一带一路”国家深化务实合作，打造撬动新兴市场的战略支点。

　　三是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开放长江提供硬支撑。交通物流是开放发展的基础保障，需以长江黄金水道为核心，加快构建“水铁公空”一体化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全面提升内外联通效率。一是升级长江黄金水道核心功能，推进支流高等级航道建设，深化港口资源整合与功能优化。例如，可优化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重庆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的功能布局，加强港口间分工协作，避免同质化竞争，形成布局合理、专业高效的多层次港口发展格局。二是强化通道韧性。在巩固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骨干线路运营效能的基础上，开拓更多元化、网络化的次级线路，推动跨境电商与中欧班列深度对接，力争实现长江经济带内中心城市和重点节点城市全覆盖，带动长江流域产业布局优化和城镇发展。三是强化多式联运体系建设。深入推进“十五五”多式联运攻坚行动，以主要港口、内陆港、物流园区、产业园区为核心载体，谋划实施一批关键转运枢纽、集疏运通道等重点项目。四是发展绿色智能航运。加大水运基础设施数智化改造力度，建设智慧港口、智慧航道、智慧物流平台，提升交通物流的智能化、高效化水平，打造“智慧长江”。（作者：王丛虎，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公共资源交易研究中心主任；尹宗国，长江经济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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