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以科技自立自强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部署。笔者认为，“十五五”时期系统把握和整体推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以深化改革开放激发内生动力、以均衡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等关键着力点，将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赢得未来国际竞争新优势提供澎湃新动能。
一是“十四五”规划的主要成就，在风险挑战中铸就高质量发展基石。“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全国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经济大盘稳中有进，发展韧性与活力持续彰显。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与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的双重冲击下，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和宏观调控能力。2025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1503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这一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领先，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大引擎的地位更加巩固。
科技创新实现系统性突破，创新型国家地位得以确立。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排名跃升至全球第10位，是全球创新指数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这标志着我国已成功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实现了从跟跑为主到跟跑、并跑、领跑并存的重大转变。
民生保障网愈织愈密，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明。“十四五”时期，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超过10.6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全民医保目标基本实现。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基础上，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持续健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在生态治理方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得到生动实践。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锁边造林工程为例，通过持续实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六期工程等重点项目，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自本世纪初以来首次实现“双缩减”，创造了变“沙逼人退”为“人进沙退”的生态奇迹，为全球荒漠化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
二是“十四五”时期面临的主要挑战与深层原因分析。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我们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依然突出。
科技领域“卡脖子”之痛凸显，自主创新能力亟待全面强化。当前，我国科技事业正从过去的“跟踪模仿”为主，转向更多领域的“并跑”和“领跑”。然而，在西方主导的科技体系中，尤其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仍面临“受制于人”的严峻挑战。特别是在高端半导体芯片（设计软件EDA、制造设备光刻机）、工业基础软件（CAD/CAE）、高端科研仪器以及部分关键基础材料等领域，当西方封锁和制裁时，我国就存在“断供”风险。其深层原因在于：第一，科技创新体系存在“重应用、轻基础”的倾向。虽然我国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但较多是以西方的标准、技术路线的渐近式改进，真正体现原始创新能力的、维持年限长的高价值专利占比仍有待提高。第二，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不畅。目前高校、科研院所的研发活动与市场需求的结合不够紧密，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尚未完全确立，制约了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有效对接。
房地产旧有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转型升级迫在眉睫。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近年来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新开工面积等核心指标已进入平台期甚至下行通道，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明显放缓。长期以来依赖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不可持续，并对家电、建材、装修、金融等下游产业产生了显著的连锁冲击。这一挑战的根源在于，过去其金融属性过度膨胀，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实体经济和社会创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动房地产行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这意味着房地产行业将从过去“跑马圈地”式的规模扩张，转向以提升居住品质、改善人居环境、提供绿色智慧服务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人口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对经济社会运行形成长期压力。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及后续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与此同时，年出生人口数量持续下滑，“人口红利”正在向“人才红利”转变。这一转变带来了双重挑战：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传统制造业和经济增长潜力构成制约；另一方面，老年抚养比攀升，社会养老保障和医疗服务体系面临巨大压力。更为深层次的是，在现代社会快节奏、高压力的工作生活模式下，传统的家庭养老和育儿功能被削弱，而完全依赖社会化服务或技术解决方案（如养老机器人），虽能解决部分功能性需求，但难以满足老年人对情感关怀和天伦之乐的精神需求，也难以为儿童提供完整的家庭成长环境。
有效需求不足制约发展潜力，供需结构性矛盾亟待破解。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典型的“供给强、需求弱”特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放缓，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持续低位运行，部分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出现阶段性负增长，反映出内需动力有待加强。究其原因，首先，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有待优化。虽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GDP基本同步增长，但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尤其是农村居民和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潜能尚未被充分激发。其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需深化。部分行业存在同质化竞争和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无法有效匹配消费升级带来的对高品质、个性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最后，经济社会预期偏弱。居民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直接抑制了即期消费。此外，外部环境的严峻复杂，使得部分外向型产能被迫转向内销，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压力。
三是推进“十五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强调“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动深层次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此要着力把握好以下七个关键着力点。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新质生产力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战略基石。“十五五”期间，必须将推动科技创新的力量集结到战略新高度。首先，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现代产业技术体系。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在高端芯片、基础软件、工业母机、新材料等“卡脖子”领域实施战略性、前瞻性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国家应引导围绕“共性技术→跨界技术→前瞻技术”的链条，开展有秩序的级联式创新。其次，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抢占数字与新能源革命制高点。在数字技术领域，要全力攻坚人工智能、量子信息、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并推进“数实融合”，以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新能源领域，在巩固光伏、风电全产业链优势的同时，必须前瞻性加大对核聚变、新型储能、高效氢能等颠覆性技术的研发投入。要全面推进电网智能化改造，构建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接入的新型电力系统，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绿色、稳定、高效的能源底座。
深化房地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房地产业新发展模式。房地产关联众多行业，其平稳健康发展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核心是推动实现“三大转变”：从解决“有没有”转向解决“好不好”，从“增量扩张”为主转向“存量提质”与“增量优化”并重，从“住有所居”向“住有宜居”迈进。具体路径：首先，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加快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其次，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这不单是房屋修缮，更是对水、电、路、气、网等基础设施的全面升级，并配套社区养老、托育、文体等服务设施，打造“绿色、智慧、宜居”的完整社区。再次，推动建筑行业绿色化、工业化、数字化转型，发展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带动建材、家居等下游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充分释放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畅通经济循环，核心在于扩大有效需求。首先，“提低、扩中、调高”，优化收入分配格局。要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一线劳动者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报酬。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再分配的调节力度与精准性，切实提高西部、农村地区及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水平。其次，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持续完善并优化家电、汽车等大宗商品的“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体育健身、银发经济、数字消费等新的消费模式。政府应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让百姓敢消费、愿消费。
优化投资结构与效率，为长远发展夯实基础、积蓄动能。投资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一环，但必须更加注重效率和长远战略。首先，补齐发展短板。继续加大对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在交通、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上的投资，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同时，增加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投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次，投向未来领域。财政和金融资源要更多地向“新质生产力”领域倾斜。大幅增加对算力网络、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基建的投入。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构建中国特色的养老育幼体系，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应对老龄化与少子化，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共同发力。推广“社区化、补贴式、专业化”的家庭照护支持模式。建议由省级政府统筹，市县政府负责，以社区为单位，建立“一老一小”综合服务中心。一方面，为居家照护老人和幼儿的家庭成员（夫妻一方或子女）提供专业技能培训，并组织其参与社区互助养老、共享育儿等公益活动；另一方面，由政府财政给予此类家庭一定的“照护补贴”或税收减免，既是对其劳动价值的认可，也是一种社会激励。这既能弘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重视家庭的传统美德，又能有效缓解家庭压力，还能创造大量“家门口”的社区服务就业岗位。
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塑造中国良好的全球经济布局。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十五五”时期，应推动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首先，深化“一带一路”共建合作。鼓励有实力、信誉好的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投资设厂，建立研发中心和营销网络，将中国的优质产能、先进技术与合作国的资源禀赋、市场需求紧密结合。这既能助力东道国工业化进程，也能推动我国产业在全球范围内优化布局，消化国内富余产能，形成中国经济国内和国际双循环。其次，主动对接、塑造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数字经济、绿色环保、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积极引领、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统筹发展与安全，有力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首先，安全是发展的前提。确保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通过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培育健康的A股市场，引导更多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投向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领域。其次，把握战略主动，稳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利用我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的地位，在“一带一路”和大宗商品贸易中大力推广人民币结算。积极稳妥地推进央行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试点，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抵御国际资本市场波动和美元潮汐对我国的经济的不良影响。
“十四五”规划的圆满收官，为我国在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也积累了在复杂环境下推动发展的宝贵经验。展望“十五五”，我们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我们必须深刻领会和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核心抓手，将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作为根本动力，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我们必能突破封锁，立于世界科技潮头；通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优化投资消费结构，我们必能激活内需潜力，构建起强大的国内市场；通过创新社会治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我们必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协调发展之路。我们坚信，在“十五五”乃至更长的时期，中国不仅能够实现自身的繁荣与稳定，更将作为全球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引领新一轮数字与绿色革命浪潮，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共同繁荣，贡献出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作者：林学军，暨南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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