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经济工作在政策取向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将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健全预期管理机制，提振社会信心。笔者认为，这些重要论述标志着我国宏观经济治理进入了以“系统集成”为核心方法论的新阶段。在当前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经济运行面临多重压力的背景下，单纯依赖单一政策工具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唯有通过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政策的有机耦合与深度协同，才能有效应对由稳健转向适度宽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挑战。
一、理论溯源与思想脉络：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现实挑战，扎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能零敲碎打，必须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宏观经济领域，系统集成要求决策者超越部门利益和部门视野，将财政、金融、就业、产业等各类经济政策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通过顶层设计实现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力度的多维匹配。这不仅是应对“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的治本之策，更是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关键钥匙。
“系统集成”在本质上要求实现全要素的优化配置与全链条的协同发力，其核心在于通过结构性的重塑产生“1+1>2”的集成效应。例如，单纯的货币宽松若无实体产业承接，极易导致资金空转；单纯的财政扩张若无货币流动性配合，则可能引发挤出效应。系统集成强调的正是这种动态平衡：既要通过逆周期调节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又要通过跨周期调节培育长期增长动能；既要发挥中央政策的宏观导向作用，又要激发地方落实的微观主体活力。特别是在2026年继续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坚持系统集成显得尤为迫切，它要求我们在释放流动性的同时，必须构建起严密的政策防波堤和精准的资金导流渠，确保宏观政策取向一致，防止政策信号紊乱干扰市场预期。
二、机制解析与逻辑展开：宏观经济视域下的“系统集成”与“集成效应”
在宏观经济治理的实践场域中，理解“系统集成”与“集成效应”不能仅停留在概念层面，必须深入剖析其运行机理与传导机制。宏观经济的系统集成，是指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将不同属性、不同层级、不同时效的政策工具纳入统一的决策框架，通过参数优化和机制设计，实现多重政策目标的兼容。这种集成首先体现在工具维度的深度融合上，其中最为核心的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2026年宏观政策基调转向“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并非简单的双重扩张，而是一种基于流动性创造与资产生成的深度耦合。货币政策通过降准、降息及公开市场操作提供充裕的流动性环境，旨在压低全社会融资成本；而财政政策则通过扩大赤字率、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手段创造高能资产，为流动性提供实体依托。二者的集成效应表现为“货币搭台、财政唱戏”，即通过货币端的宽松保障财政端发债的低成本和顺畅度，同时通过财政端的精准支出引导货币资金流入国家战略急需领域，从而在总量扩张的同时实现结构的优化。
进一步从传导机制来看，“集成效应”在宏观经济中表现为政策乘数的放大机制与预期管理的信誉机制。根据宏观经济学原理，单一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往往受到利率上升导致的“挤出效应”制约，但在“系统集成”框架下，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对冲利率上行压力，从而最小化挤出效应，最大化财政乘数。与此同时，系统集成还具有强大的预期引导功能。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市场主体的信心往往取决于对政策确定性的判断。碎片化、相互掣肘的政策会制造信息噪音，导致市场观望；而通过系统集成的政策组合拳，能够向市场传递出清晰、坚定且一致的宏观信号。当市场主体看到财政、货币、产业监管等各方力量在“稳增长”目标上形成合力时，其投资消费的意愿将被显著激活，从而修复资产负债表，形成“政策—预期—实体”的正向反馈循环。此外，集成效应还体现在风险的缓释与对冲上，通过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存量政策与支持经济发展的增量政策相结合，可以在释放流动性红利的同时，有效遏制资产泡沫和债务风险的蔓延，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动态平衡。
三、路径选择与对策建议：发挥存量与增量政策集成效应提升治理效能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要求，笔者认为，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全口径的政策评估与清理机制，夯实“存量集成”的基础。存量政策是宏观治理的基石，但随着经济形势从“防过热、防风险”向“稳增长、促发展”转变，部分过往的限制性政策已成为制约经济活力的桎梏。因此，必须对“十四五”时期以来出台的各类政策进行一次全面的“回头看”“大起底”。对现行政策的执行效能进行量化评估，对于那些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取向相悖、抑制市场主体活力、且已完成历史使命的紧缩性政策进行适时优化调整。同时，要注重盘活存量资源，将存量政策的重点从单纯的行政管控转向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将沉淀的死资产转化为流动的活资金，为新一轮经济增长腾挪出宝贵的政策空间和资源空间。
在清理优化存量政策的同时，必须聚焦“适度宽松”的政策新环境，强化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深度融合，精准设计并实施“增量政策”，并强化顶层设计的统筹协调。建议建立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最高级别的常态化协调机制，在国债发行节奏、流动性投放时点、利率汇率调控等方面实现无缝衔接。具体而言，2026年的增量政策应着力构建“国债管理+流动性投放”的联动机制，央行应视国债发行情况灵活运用降准、买断式逆回购甚至二级市场买入国债等工具，确保市场流动性充裕，避免财政发力产生“抽水效应”。此外，应积极探索“财政贴息+信贷扩张”的组合模式，利用适度宽松的窗口期，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新质生产力、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领域的信贷投放，辅之以财政的精准贴息，以较小的财政成本撬动巨大的社会资本，实现政策效能的倍增。
切实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最终的落脚点在于打通政策传导的堵点，实现微观主体获得感与宏观政策意图的统一。笔者建议，凡是新出台的非经济类监管政策，如环保、安全、教育等，在发布前都必须经过宏观经济影响评估，凡是可能导致经济收缩、与稳增长大局相冲突的政策，原则上应暂缓出台或调整实施力度。同时，要将提升治理效能与优化营商环境紧密结合，将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融资成本和税费成本进行系统集成，形成降本增效的“组合拳”。通过建立政策直达机制和免申即享模式，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宏观治理，减少中间环节的损耗和扭曲，确保“适度宽松”的流动性和“更加积极”的财政资金能够精准滴灌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从而真正激发出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展望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通过对存量政策的深度挖潜与清理，以及对增量政策的精准设计与协同，充分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我们完全有能力在“适度宽松”的政策新航道上，构建起高效、协同、灵敏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将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势能。（作者：霍伟东，系辽宁大学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锦涛，系辽宁大学金融与贸易学院博士生；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4&ZD09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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