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地位之所以在发展中国家位居前列，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通过系统性、制度化和持续性的顶层设计与政策执行，将性别平等从理念转化为可量化、可考核的社会实践。这一成就并非单一因素推动，而是宪法保障、法律完善、国家战略、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承诺等多重机制协同作用的结果。以下从六个维度进行详细展开分析。

　　一、宪法与法律体系的坚实保障是构建性别平等的法治基石

　　男女平等是中国婚姻家庭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就明确了男女平等原则，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这一原则在后续历次宪法修订中均被保留并强化。

　　在此基础上，中国建立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为核心、多部法律协同配合的法律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确立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明确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保障妇女在财产权、继承权、抚养权等方面的平等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禁止性别歧视，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提高录用标准，并对孕期、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给予特殊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2016年施行）：首次以专门法律形式界定家庭暴力行为，建立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为受暴妇女提供司法救济通道。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多批涉及妇女权益保护的指导性案例，推动司法实践中对性别平等原则的统一适用。法律不仅“写在纸上”，更通过司法解释、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二、国家发展战略将性别平等纳入治国理政核心议程

　　中国政府将妇女发展视为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制定中长期规划、设立专门机构、开展专项行动，确保性别平等目标落地生根。

　　坚持国家级发展规划引领方向。国务院自20世纪90年代起系统推进妇女发展规划，先后制定实施了四个周期的妇女发展纲要：第一个周期（1995-2000年）、第二个周期（2001-2010年）、第三个周期（2011-2020年）以及当前实施的第四个周期（2021-2030年）。每期纲要均设定具体量化目标，涵盖健康、教育、经济、决策管理、社会保障、家庭建设、环境、法律等八大领域。例如：女性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9.4岁；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8%以上；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中的女性比例保持在40%左右；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中的女性比例逐步提高。这些目标被逐级分解到省、市、县各级政府，并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形成“目标—责任—监督—评估”的闭环管理机制。

　　有专门机构推动政策落实。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全国妇联”）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在政策倡导、权益维护、服务供给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全国妇联拥有从中央到村（社区）的六级组织网络，覆盖全国城乡，具备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其职能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妇女工作”，更深度参与立法调研、政策咨询、社会救助、创业扶持等公共事务。

　　持续的财政投入与专项资金支持。国家通过财政预算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妇女发展项目。例如：脱贫攻坚期间，4500多亿元小额贷款帮助870余万名妇女创业；2021年到2024年，又有192.8万名妇女获得768.3亿元信贷支持；深入推进两癌综合防治，2009－2024年，开展免费宫颈癌筛查3.42亿人次、乳腺癌筛查2.45亿人次；2012－2024年，中央财政投入30.1亿元救助患病妇女；始于1989年的“春蕾计划”，累计募资34.4亿元、资助女童436万人次，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这些政策显著降低了妇女发展的制度性成本，提升了其获取资源的能力。

　　三、教育普及与人力资本积累：打破性别壁垒的关键突破口

　　教育是提升妇女地位最根本、最持久的动力。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大力推进教育公平，使女性受教育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

　　归功于基础教育的全面普及。中国通过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免除学杂费、提供寄宿制学校和营养餐计划等措施，有效解决了女童辍学问题。教育方面，基础教育的性别差距基本消除了，小学学龄女童与男童的净入学率全部达到99.9%以上。

　　妇女在高等教育方面实现了“反超”。近年来，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表现尤为突出。根据教育部数据：2024年，普通本专科在校生中女性占比达59.7%；研究生在校生中女性占比达55.2%；在部分人文社科类专业中，女性占比甚至超过70%。这一变化意味着新一代女性在知识结构、专业技能和职业竞争力方面具备更强优势，为其进入高附加值行业、参与社会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得益于终身教育与技能培训。针对不同群体妇女的需求，政府和社会组织广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家政服务培训等项目。2024年，全国妇联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巾帼家政”提质扩容技能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推动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全国妇联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7部门印发《关于加强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加强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的10条任务举措。

　　四、经济赋权与劳动参与是实现独立人格的物质基础

　　经济独立是妇女摆脱依附地位、实现自我价值的核心前提。中国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就业促进政策和创业支持体系，大幅提升妇女的经济参与度和收入水平。一是坚持对土地权益的平等保障。在农村，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过去，许多地方存在“出嫁女”无法继承宅基地或承包地的现象。近年来，通过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推动确权登记颁证等工作，明确妇女“证上有名、名下有权”，保障其在土地流转、征地补偿、集体收益分配中的合法权益。二是积极拓展女性就业机会。尽管仍存在“玻璃天花板”现象，但女性在职场中的角色日益重要：2024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比重约为43.5%，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城镇非私营单位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占比超过48%；在科技、金融、教育、医疗等行业，女性已成为中坚力量。三是持续推动创业创新浪潮。据统计，中国女企业家约占企业家总数的27%，在电商、直播、文化创意等领域表现尤为活跃。阿里巴巴数据显示，其平台上的女性创业者占比超过50%。

　　五、政治参与与社会影响力：从“被代表”到“主动发声”

　　妇女的政治参与不仅是权利的体现，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政府通过选举制度设计、干部培养机制和基层治理创新，不断提升妇女在决策层的代表性。一是积极培养在国家权力机关中的女性成员。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占比达26.5%，比上届提高1.6个百分点；全国政协中女委员占比达23.4%；省级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中基本实现“每届都有女性成员”的目标。二是高度重视基层治理中的“她力量”。在城市社区和农村村委会中，女性参与率持续上升。根据民政部数据，2020年村委会成员中女性占比达24.8%，比2010年提高8.6个百分点；村党组织成员中女性占比达23.7%。许多地方推行“妇女议事会”“巾帼志愿服务队”等机制，让女性在社区事务中拥有更多话语权。三是坚持公共舆论与社会倡导相结合。媒体、学术界和民间组织积极推动性别平等议题讨论。如主流媒体常年开设“巾帼风采”专栏；高校设立性别研究中心；社会组织发布性别平等指数报告，形成多元共治的良好氛围。

　　六、在国际视野与全球贡献中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妇女事务，履行国际公约义务，同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经验。首先，认真履行国际承诺。中国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的缔约国，定期提交履约报告，并根据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建议改进国内政策。例如，近年来加强了对家庭暴力、职场性骚扰等问题的立法回应。二是积极推进南南合作中的“中国方案”。通过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东盟妇女论坛等机制，中国向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培训支持。例如：在卢旺达、肯尼亚等国援建妇幼保健中心；向埃塞俄比亚派遣农业专家，培训当地妇女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女性领导力培训项目”。上述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中国软实力，也推动了全球性别平等进程。

　　总而言之，中国妇女事业成就显著，但挑战犹存。尽管中国妇女地位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但仍面临一些深层次挑战：城乡、区域、群体间差距依然存在；职场隐性歧视、生育与职业发展的矛盾尚未根本解决；传统性别观念在某些领域仍有影响。然而，正是由于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国家主导型性别平等推进机制，使得妇女地位的提升具有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未来，随着法治不断完善、社会文明程度提高和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中国妇女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发挥更加不可替代的作用。（作者：杨泽坤，中国人民大学杰出青年学者，数字人文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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