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中指研究院报告显示，经过10年发展，我国城市数量已经增加至694个，2024年已有27个城市GDP超过1万亿元，城镇化率由2015的57.3%提升至67%，年均提高1.1个百分点，而2021-2024年连续4年城镇化率提升幅度低于1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有所放缓；城镇人口也由2015年的7.9亿人增加至9.4亿人，每年城镇新增常住人口超1600万人，而2021-2024年年均增加1033万人。

　　如王业强、计思敏等学者的研究显示，传统高投入、高消耗的城镇化模式难以为继，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倒逼发展方式转型。城镇化从“速度规模”转向“质量效能”，进入规模与质量并重的新发展阶段。存量时代要求城市发展逻辑全面重构——在目标上锚定“人本价值”，在路径上融合“数字治理”，在机制上激活“多元共创”。未来城市工作的核心在于构建“品质化更新、韧性化治理、包容性服务”三位一体新范式，使城市真正成为承载人民美好生活的空间载体。

　　俗话说“大自然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是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主阵地。做好城市工作，创新是决胜未来的“关键变量”“最大增量”。据人民网《奋发有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一文中所称：新时代以来，从北京中关村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万亿级”产业集群，到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创新成果走向国际市场，再到湖北武汉东湖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占全国50%，一座座科创之城拔地而起，见证创新驱动的强劲动能。实践告诉我们，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必须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这就要求在发展中做到，坚持因城施策，精心培育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形成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2006年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举措，全国超过200个城市积极响应、做出旨在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具体实践规划。作为创新型城市之一的安徽省省会合肥，在最近十几年经济发展中强势崛起，形成“合肥现象”。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到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就科技发展而言，到2035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科技强国；未来5年，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提升。在此时代新征程中，亟待越来越多的创新型城市建成并推动新质生产力，践行高质量发展。为此，笔者结合2021年安徽省哲学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基于三重螺旋的合肥创新型城市崛起研究》结项成果，就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典型实践及成功经验略作分析。

　　一是地方政府下先手棋。政府政策是先导，起到了指挥棒、发令枪的作用。政府在合肥的发展中不断地提供公共基础服务，不断地扩大合肥的产业种类，进行宏观布局和精准施策。一方面引入龙头企业，另一方面完善产业链，进行产业集聚形成规模效益。因此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政府一定要扮演好指路人的角色，树立灯塔，然后引导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形成合力，带动城市跨越式发展。

　　二是产业链创新体系布局。正如施国洪、王成军等学者指出，企业是创新投入的主体、技术研发的主体、人才聚集的主体和成果产业化的主体，因此要对城市的产业链布局进行规划，充分发挥产业链的带动作用，以使创新型城市不断迸发创新的火花。如吸引京东方来合肥投资的原因一方面是合肥市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和资金土地支持，另一方面合肥完整的产业链也是吸引京东方下定决心在合肥建厂的原因。更进一步，城市的发展也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由此的相互影响也会给城市建设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三是充分依托并积极调动高校资源。随着大学逐步向创业型大学演进，其技术转移能力也日趋完善，因为在以“创业型大学”为标志的产学联盟中，出现了技术转移办公室、孵化器和衍生公司等一系列混合组织。如谢飞、刘元芳等学者指出，这些混成组织的出现可以有效地缓解技术供需双方的矛盾，使基于官产学三方的资源整合后的技术转移能够发挥技术创新的最大功效，高校在知识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此唯有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对高校的支持力度，做优产学合作基地服务，才能更好服务创新型城市建设。（作者：王成军、张凯、黄铁流，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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