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螺旋即“官产学公”（政府-产业-大学-公众）创新管理模式，是指充分使政府这一主体与大学、产业、公众产生协同创新效应，或者在官产学合作中注重公众或公众参与所起到的重要且适当作用。由于四重螺旋创新管理模式有助于提高国家综合创新能力和实现内生经济发展，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引入了一系列激励措施，以促进创新体系内各主体、参与者之间的内在紧密研究联系和交往互动。
学术界强调知识的内在探索、生产与保存，追求知识的外部商业利用。产业界寻求推动研究成果自由、快速、公正传播的策略。可见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存在动机、目标、偏好和文化的差异。对于政府而言，应不断增强产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协同作用，并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旨在鼓励他们进行创造性互动。对于公众而言，借助于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以及互联网等新技术手段、新兴媒体等形式，不断发挥其民间智慧、专业素养或知识储备乃至国际视野，积极参与国家大事、社会民生等各项公共事务的建设性讨论、认知共同提升、战略良性互动以及实施方案形成等。
自2008年以来，国内开始了对四重螺旋进行逐步较为深入扎实的学术探讨。王成军和王德应将作为第四重螺旋的公众意见纳入战略技术规制考量。王成军等研究四重螺旋视域下的中国自主创新演化分析问题。继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应的两本四重螺旋专著《社会创业——基于四重螺旋的捐赠大学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知识管理——基于四重螺旋的创新创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徐雅琴借助四重螺旋理论给出了创新主体协同驱动区域高创新绩效的研究路径。杨晓斐和武学超提出并探讨了四重螺旋创新生态体系。西桂权等建立了基于科技服务业的四螺旋创新战略模型。许礼刚等试图借助多元主体协同四重螺旋模式破解创新创业教育提升议题。杨院和王天琦运用四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较为深入剖析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教育模式。进一步，王成军等运用四重螺旋创新创业理论模型探究并给出了中国长征火箭的技术攻关途径。
此外，不同的学者在对第四重螺旋的定义上也存在着细微差别。例如金潇明基于产业知识共享领域构建了由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和中介组织为主体的四重螺旋模型。赵立雨和任静将公共科技中介服务定义为创新的第四重螺旋。石林和梅强基于人才培养问题，将社会性评估机构定义为第四重螺旋。吴卫红等在周春彦和埃茨科威兹双三螺旋的基础上构建包含资本部门在内的官产学研资协同创新四螺旋模型。
首先拿国外相应情况来说，美国的创新创业教育理论和实践兴起较早，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获得了较为丰富的经验。1947年哈佛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开设“新企业的管理”课程，更被认为是创新创业教育的开端。德国是欧洲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较早的国家之一，德国各高校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为推动中小企业蓬勃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其次，2017年4月27日第71届联合国大会把中国政府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理念写入决议，并把每年的4月21日作为世界创意与创新日，呼吁全世界各国共同推动支持创新创业，这成为中国智慧对世界的又一新贡献。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在驱动力，推动作为第四螺旋的公众积极参与创业创新已成为全球价值共识。
值得一提的是，管理学家德鲁克的那本《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经典专著，在1985年就第一次出版了，迄今已刚好40周年。并且它在当时的英文原名“(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Practice and Principles)”，正好与时下热切讨论的“创新创业”话题不谋而合。
近年来，随着国内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极力助推，创新创业活动热潮迭起，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创新型国家及区域建设诉求的信号不断增强，多方合作的创新创业模式将会在更多的应用领域和实践空间内发挥越来越大的威力。
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扎实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转型发展必须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要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直面当前新经济发展形势下，借助于官产学公四重螺旋，将能更好优化营商环境积极促进发展新质生产力，从而起到积极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的良性作用。（作者：王成军、张凯、何俊辉，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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