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被誉为“人类思想史上最壮丽的日出”，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党的灵魂和旗帜。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神圣使命，立足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起步之年，重温《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史与科学内涵，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现编发胡德巧同志有关《共产党宣言》基本思想和基本理论专著的导言，以飨读者。
2023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三个很不平凡的值得纪念的重要事件。第一个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合著《共产党宣言》问世175周年，第二个是缅怀和纪念马克思逝世140周年，第三个是恩格斯提出“共产党”一词180周年。纪念这三件大事，不仅具有世界性的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发展所产生的伟大历史意义更是非同小可。
《共产党宣言》（简称《宣言》）于1848年2月24日在伦敦诞生。关于《宣言》的主要内容、基本精神和目标任务，我们都耳熟能详，而又常读常新。在各个重大历史时期，《宣言》像一座明亮的灯塔，时刻照耀着我们劈波斩浪驶向胜利的彼岸。在21世纪的今天，《宣言》仍然光辉灿烂，璀璨夺目。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理论家马克思逝世，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人运动的巨大损失。恩格斯及时把马克思逝世的消息告诉了党内朋友，说道：“我们党的最伟大的头脑停止了思想，我生平所知道的一颗最强有力的心停止了跳动”。“这个天才的头脑不再用他那强有力的思想来哺育两个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1]马克思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丰功伟绩，永载史册，千古流传。
再过几年，到2028年，让我们（包括国内外所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士）继续相约，共同隆重纪念马克思诞辰210周年，共同隆重纪念《共产党宣言》诞辰180周年。
关于“共产党”这个神圣而响亮的名称，是恩格斯在1843年11月发表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提出的。恩格斯指出：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在日内瓦及其近郊建立了共产党的核心”。还指出：“德国在有教养的社会阶级中建立共产党的条件，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优越”。[2]在该文中，恩格斯把“共产党”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和“集体所有制”“消灭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称“共产党”是“我们党”“我们的党”，是“一个要消灭私有制的党”即工人阶级政党。恩格斯还把《莱茵报》称为“党的政治性刊物”。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如“共产主义者和各民主主义政党”“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政党”共产主义者采取的“党的政策”等。这些思想都直接在党纲《宣言》中得到升华。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于1847年在伦敦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此基础上，根据工人运动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在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又译《共产主义宣言》）中，排除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确定和选择了“共产主义”这个名称，并正式把接受科学共产主义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称之为共产党。从此，“共产党”这一具有新的科学内涵的组织名称，就跟随着《宣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各国共产党便是在《宣言》的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现在，我想谨以个人的名义，以出版《<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理论》（简称《基本理论》）一书的方式，来纪念《共产党宣言》诞辰175周年和“共产党”一词提出180周年。同样，以此方式来缅怀和纪念马克思逝世140周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家庭出身不同，但他们志同道合，结成了最真挚的友谊和最亲近的朋友，共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和领袖。《宣言》开启了工人革命新纪元，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人类社会实践反复证明，《宣言》是对世界文明进程和思想革命影响最广泛最深远最具代表性的重要著作，是中国共产党100多年来从艰难曲折走向胜利辉煌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被称之为“中国共产党”，这不能不说是与《宣言》分不开的。《宣言》中关于“各国共产党”“各国工人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人”的表述，是我们建党和取名为“中国共产党”的直接理论依据。1919年底，蔡和森率领长沙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在法期间，蔡和森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是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和无产阶级理论家。受《宣言》的深刻影响，1920年7月，蔡和森明确提出“主张组织共产党”，第一次在新民学会会员中公开宣传他的建党主张。8月13日和9月16日，蔡和森在写给毛泽东同志的长信中，主张要“明目张胆地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这是第一个完整提出“中国共产党”全称、第一个提出“成立中国共产党”和第一个系统提出建党的理论家。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回信中，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鉴于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和“成立中国共产党”主张的伟大意义，希望我们能够适时开展纪念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和主张“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座谈会或理论研讨会活动。
《基本理论》是作者近三年多来研究《宣言》的体会和拙见。本人并非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专业理论工作者，面对这个集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于一体的著作，反复学习中广泛参阅了马克思恩格斯相关原著和其他经典资料。《宣言》是一个综合性纲领，本书主要对《宣言》中关于所有制、阶级斗争、世界市场、雇佣劳动、“共产主义幽灵”、社会主义史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理论，以及《宣言》的形成、传播及其艰难曲折的光辉历程，做了一些尝试性的研究。《宣言》内涵深刻、思想深邃、意义深远。对于我来说，学习中碰到各种困难和问题，理解能力和理论水平存在一定距离，我所做的也只能是凭自己的绵薄之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罢了。下决心深度学习《宣言》，是因为出于对千年思想家马克思崇高人格魅力的景仰，因为《宣言》是影响世界现代人类文明的精神财富，因为《宣言》是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求得翻身解放心中的一盏明灯。同时，深入学习《宣言》是一名中共党员应有的精神追求、理想信念和责任担当。
马克思从青少年时期就胸怀大志，抱负高远。他在17岁中学毕业考试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这样说：“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3]他说，“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只有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才能使自己达到完美。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大家幸福”“人民富裕”和“共同富裕”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最初草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指出，共产主义就是“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4]马克思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就是马克思为人类带来幸福富裕和为共产主义终生奋斗的最好证明。
马克思的毕生功绩归结为两个伟大发现。一是“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二是“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5]恩格斯认为，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只有马克思一个人才能做得到。恩格斯说：“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6]马克思在很多科学领域（包括数学）都有独到发现，而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最具代表性。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7]马克思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革命的一生，批判的一生。他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中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在批判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中发现了剩余价值。这两大发现在《宣言》中都有体现，《宣言》为这两大发现建立了坚实基础。《宣言》中关于阶级斗争、雇佣劳动和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理论阐述，既是两大发现在实践中的重要阶段，也是对两大发现的检验和运用。马克思是一个革命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相互辩证联系的两大发现充满了阶级感情和阶级立场，得到了千百万工人大众和革命战友的尊敬和拥护。“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恩格斯说：“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8]嫉恨也好，诽谤也罢，对这一切，马克思都为之感到自豪和幸福。
马克思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在1859年6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经典的表述。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9]阐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的原创，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天才的发现。这就是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册）中评价马克思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依据。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册）中，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从商品研究入手，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价值学说，分析了商品流通（W-G-W）和货币流通（G-W-G）的过程。在这里，马克思研究了从商品转变为货币，即实行商品价值（W-G）这一关键的“惊险的跳跃”的过渡关系。当要准备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的基础上继续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册第1篇第3章时，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中断了出版。这一章很关键，因为它将是分析提出剩余价值的产生、货币转化为资本即价值增殖（G-W-G'）的问题。虽然这些内容有待于在此后出版的《资本论》来完美的阐述，但这时的手稿已经分析和发现了剩余价值。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序言，不仅给予了高度评价，还充满信心地说：“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愿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10]
然而，在1843年至1883年40年的革命生涯中，马克思的生活都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的。在前7年，马克思被普鲁士、法国、比利时政府驱逐了5次，加上没有收入来源，长期处于颠沛流离、侨居不定、饥饿难耐的状态。马克思自移居布鲁塞尔后，就开始接受恩格斯的资助。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写出了多部经济学、哲学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等。还与恩格斯合作撰写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1849年流亡到伦敦后，马克思的生活环境更加恶劣。第二年，马克思1岁的儿子亨利希·格维多夭折，“成了家庭生活困难的牺牲品”。由于极度贫寒、缺医少药，在短短几年里，马克思先后死去4个小孩。1850年11月，恩格斯重新回到曼彻斯特的公司工作，为的是能给马克思以物质援助，使他能够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在长达19年的时间里，恩格斯一边经营公司，一边研究问题写文章。恩格斯很有才华，他是一个自学哲学的天才。还不到22岁时，恩格斯说：“人们将会对我提出更多的要求，这是因为我是一个‘兜售哲学的人’，不能靠博士文凭取得谈论哲学的权利”。[11]可以说，恩格斯在有些方面不亚于马克思，回到公司工作确实是埋没人才了，如果不是因为马克思，他是决不会再回公司的。在较早的时候，恩格斯说：“身为共产主义者如果不从事写作……如果既要广泛地从事共产主义宣传，同时又要从事买卖和工业，那就不行了”。[12]1867年4月27日，恩格斯给马克思写信说：“我最渴望不过的事情，就是摆脱这个鬼商业，它占去了一切时间，使我的精神完全沮丧了。只要我还在经商，我就什么也不能干；尤其是我当上老板之后，负的责任更大，情况也就更糟了。如果不是为了增加收入，我真想再当办事员”。[13]马克思回信说：“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象被梦魇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它们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忧患”。[14]恩格斯还就有关重要问题为马克思把关。比如，在《资本论》的校样中，恩格斯发现在关于阐述剩余价值的产生时，马克思说得不够清楚，恩格斯作了纠正，并说我对你没有注意这一点感到惊奇，必须予以排除，让“经济学家先生们”找不到任何一个弱点，抓不着任何一个把柄。在经常交流的过程中，马克思总想听到恩格斯的意见，恩格斯总是给马克思支持和鼓励。只要有恩格斯的意见，马克思就放心了，——当然绝大部分都是满意的意见。马克思说：“你到现在为止所表示的满意对我来说比世界上其他人可能作出的任何评价都更为重要”。[15]马克思在一次给恩格斯的信中还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16]对恩格斯物质上和工作上的无私帮助，马克思都特别感激，--这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马克思。1867年8月6日，在《资本论》第1卷马上就要出版时，马克思深夜两点给恩格斯写信，又一次深情地说：“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绝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17]
经济困难、家庭不幸、病魔缠身，还有出版检查严格，马克思始终承受着多重压力和精神负担。在以后很长的生活道路上，马克思不停地向恩格斯要钱，勉强维持生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形成和出版期间，也是马克思十分艰难的时期。书稿本来在1858年底就写完了，但由于身上毫无分文，不能寄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1859年1月21日马克思“又不得不”写信请恩格斯寄两英镑来。在收到恩格斯寄来的这两英镑后，书稿才得以寄往出版社。马克思是研究经济和货币的人，但他与货币基本没有什么关系，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写这个问题的大多数作者都同自己研究的对象有最好的关系”。[18]在1851至1869年间，恩格斯尽自己所能，向马克思汇款2英镑、5英镑、10英镑、100英镑共3100多英镑。几十年来，如果没有恩格斯持续性的资助，马克思不仅不能写成《资本论》，而且连生存都成问题。除了恩格斯的主要援助外，还另有朋友对马克思提供了帮助。威廉·沃尔弗生前对马克思做出了一个值得永世纪念的举动。沃尔弗于1863年12月立下遗嘱，1864年5月9日在曼彻斯特去世。5月10日，公证人向马克思、恩格斯等宣布了沃尔弗遗嘱的内容。其内容是：（1）100英镑给曼彻斯特席勒协会；（2）100英镑给恩格斯；（3）100英镑给博尔夏特；（4）其余约600-700英镑及其它书籍、财物给马克思。[19]所有遗赠给马克思的钱和物品，马克思委托恩格斯全权办理。按照沃尔弗遗产结算单，马克思先后收到恩格斯寄来的235英镑、350英镑、200英镑、40英镑4笔共825英镑。威廉·沃尔弗（1809-1864）是德国人，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早期活动家、政论家，他参与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建，是同盟领导人之一。曾任同盟机关刊物《共产主义杂志》主编。1847年6月，他与同盟中央主席卡尔·沙佩尔签署了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1847年8月，马克思当选为同盟布鲁塞尔支部和区部主席时，他是区部委员会成员。1848年3月，在巴黎与新中央委员马克思、恩格斯等签署《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1853年流亡到英国曼彻斯特，由恩格斯介绍在一德国商人家担任家庭教师，直到1864年去世。沃尔弗是一个生活十分清苦节俭的人，一直和马克思恩格斯关系很好。在5月13日为沃尔弗举行的葬礼上，马克思在发表简短悼词讲话时，几次哽咽，泣不成声，非常悲痛。在马克思最艰难的时刻，沃尔弗居然把自己积攒的一大笔钱遗赠给马克思，为马克思顺利完成《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作和全家减轻生活痛苦给予了大力支持。为了更好地纪念他，马克思把自己不朽的为工人阶级而写的天才巨著《资本论》献给了沃尔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扉页上写道：“献给我的不能忘记的朋友、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威廉·沃尔弗”。
历经坎坷金不换，勇攀高峰无所惧。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和革命运动的胜利，从被卷入政治风浪的那一天起，马克思积极斗争，敢于斗争，坚持不懈，终于做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最能完美体现“两大发现”和共产主义革命、最能“让统治阶级发抖”和最遭各国反动政府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嫉恨的《资本论》，就是马克思达到科学高峰的象征。正如恩格斯说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好像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20]因为以运用唯物辩证法为基础、以“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为目的的《资本论》，它所揭开的能让世人“豁然开朗”的剩余价值的秘密，是全部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所围绕旋转的轴心”。恩格斯指出：“《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因为“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在欧洲大陆各国、在美国都是这样。“在英国，马克思的理论正是在目前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21]
马克思的一生是批判的一生，马克思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他的两个伟大发现和他的成功都是革命的批判的产物，但是，批判往往更不容易，往往要付出的更多。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时，马克思在其序言的结尾，引用了但丁《神曲·地狱篇》的诗句：“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22]这是什么意思，马克思为什么要引用这两句诗文？《神曲》中这两句诗文的背景是这样的：当但丁就要进入凶险、幽冥的地狱之门时，心里十分害怕、犹豫和恐惧。这时，但丁的引导人维吉尔（古罗马诗人）勉励他说出了这两句话。在地狱里，但丁遭遇各种面目狰狞的幽灵、恐怖残酷的场面、刀山火海的绝境，最终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穿过地狱到达天堂。马克思引用但丁的诗句，是不是想表达自己的处境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情形就像但丁一样呢！但丁·阿利吉耶里（1265-1321）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人，中古到文艺复兴过渡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民族诗人，在欧洲文学发展中占据关键地位。恩格斯在《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的序言中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23]但丁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作为文艺复兴的先驱，但丁用意大利俗语写就《神曲》，为形成意大利统一的民族语言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神曲》中，他借自己流亡他乡的那种“苦与死相差无几”的遭遇，揭露了黑暗的社会现实，期盼意大利在政治上、道德上复兴的曙光早日到来，表达了祖国和人民将要走向“天堂”的美好愿望。马克思和但丁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的人生经历。但丁走进了万劫不复的地狱，马克思“陷入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渊”。马克思开展革命运动和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是要承受生活中“极端困苦”的煎熬，二是要“和（官方的）世界作最坚决的斗争”，三是难以摆脱的病痛。1863年12月2日，马克思的母亲去世，他写信告诉恩格斯，并说：“我自己已经一只脚踏进坟墓了”。[24]在《资本论》出版前夕，马克思在给齐格弗里德·迈耶尔的信中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25]但丁的诗句，是马克思引以表明他研究政治经济学勇于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强决心，表明他坚韧的“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的斗争精神，表明他为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超凡毅力。马克思对但丁很敬佩。不管是在早期的文学作品中，还是在《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他都借用了但丁的诗句和语境。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中，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26]马克思这几句在但丁诗句基础上形成的经典格言，说出了自己人生中所尝到的苦辣酸甜，所走过的崎岖道路，所历经的千难万险。同时，也让我们从中感受到马克思在艰辛付出后获得成功“达到光辉的顶点”的喜悦心情。（作者：胡德巧，中共党员，研究员，国家发展改革委原重大项目稽察办公室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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