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近期公布的数据看，5月整体CPI环比上升1%，达到8.6%，刷新近40年新高；在俄乌冲突下，能源和粮食价格快速上涨，有机构预测，美国今年通货膨胀有可能超过9%。在此背景下，美联储加息合乎预期，大力度一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75个基点，反映了美联储控制通货膨胀的决心。当然，要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的目标，美联储还将继续加息，市场普遍预期今年年底之前，联邦基金利率将从现在的1.5-1.75%提高到3%以上。

　　CIP超预期的首要原因是美联储多年来一直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美国通货膨胀飞速上涨。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就实行零利率政策，2020年为应对新冠疫情，更是向市场投放数万亿美元。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同时，必然推高商品和资产价格。俄乌冲突不过是一个外因，起到火上浇油作用。战争和对俄禁运造成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进而从供应的源头，将价格上涨传递到生产和消费的末端，引发普遍的价格上涨。作为主要的石油和粮食出口国，出口需求增加，一方面美国的能源、粮食生产企业获得巨大的额外出口收入，另一方面，伴随国内价格上涨的是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此外，美国的保护主义使其自食其果，加剧了通货膨胀。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对3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品加征25%的关税，无疑推高了物价。拜登政府对20多家中国半导体企业进行制裁，发动芯片战，由此引发的芯片短缺，使得2021年美国整体GDP损失1个百分点，依赖芯片的行业的价格比其他制造业高6%。

　　美联储加息缩表，企图减少投资和消费需求，让过热的经济冷下来，促使物价从高位降下来。此举会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从贸易看，美国经济很可能转入衰退，减少进口，主要出口国的收入将下降，出现失业问题。从资本流动看，美联储加息促使美元快速升值，例如美元对日元今年以来升值超过20%，是1994年以来的新高，对拉美国家货币升值幅度更大，引发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出新兴市场国家，造成这些国家货币贬值、债务负担上升，出现金融危机的概率较大。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大规模流入，短期内很可能对冲美联储加息造成的流动性下降，货币供给继续大于需求，笔者认为，美国的通货膨胀不一定下降，美联储的控通胀政策不一定奏效。

　　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是确保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中国与美国经济结构、发展阶段有较大的差异，美国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我国则是投资、消费不振，就业压力较大。中美目前处在不同的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的着力点、政策工具必然有所不同。美联储加息控制通胀，我国降息确保相对宽松的流动性，支持经济应对新冠疫情，帮助中小微企业纾困。中美经贸关系紧密，今年前5个月，双边贸易超过2万亿人民币，增速超过10%；中国持有上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中国无疑有较大的溢出效应，有挑战也有机遇，需要特别关注资本流动状况和汇率波动，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做到趋利避害。

　　一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加快恢复经济，畅通物流，实现较高的出口增长。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美国很有可能取消部分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进口品的关税，有利于中国增加对美出口。欧美国家在物价较高情况下，会扩大进口中国商品。我国应抓住机会，动员闲置的资源，扩大出口，发挥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二是优化产业链布局，巩固中国制造业优势。美联储加息后，中美利差缩小，为人民币国际贷款创造了良好条件，可以更好发挥人民币的融资货币功能。应该鼓励我国商业银行积极开展国际信贷业务，支持我国制造业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扩大投贷联动，提高资源配置能力，布局和稳固产业链，形成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和辐射力，形成我国制造业地位提升和人民币国际化协同前进的新局面。

　　三是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开放，提高系统性风险防范能力。由于中美货币政策、经济增长预期存在较大差异。下半年预期美国加息、经济衰退；预期中国降息、经济增长，这样的分化导致较大的不确定性，中国资本流动更容易受到政策变化冲击，具有更强风险敏感度，发生大规模流动的风险更高，导致股票市场价格波动更大、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幅度和频率较大。我国需要加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管理，促进金融市场开放，加强人民币在岸和离岸市场的联动，以更大的市场回旋余地、更丰富的人民币衍生品，分散价格波动导致的市场风险，守住风险底线。（作者：涂永红系中宏观察家、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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