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审议《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2021年咨询报告》时指出,要准确研判国际国内科技发展趋势,深入研究构建符合国情的科技创新路径。加快构建科技创新路径有利于提升科技创新链整体效能,突破基础软硬件、先进材料、核心零部件等方面的瓶颈制约,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构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新路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事关长远发展,但我国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亟待实现根本性突破。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产业规模和配套优势明显,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比较强,但依然存在基础不牢、水平不高的问题,一些基础产品和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存在被外国“卡脖子”的风险,高端通用芯片、机器人高精度减速器等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些问题根源于基础研究薄弱、原始创新能力不足。要着眼长远,系统谋划重点领域的重大项目布局,瞄准人工智能、量子科技、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超前部署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研发,为长远发展提供战略性技术储备。同时,要积极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引导广大科研人员瞄准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勇于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在原创发现、原创理论、原创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
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新路径。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度演进、相互交织。为抢占新的科技制高点,美英等发达国家纷纷出台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新举措。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2021年1月提交的《未来产业研究所:美国科学技术领导力的新模式》咨询报告提出,美国应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组建未来产业研究所,坚持多部门参与、公私共建、多元投资、市场化运营,探索独特的组织模式和管理机制,促进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新技术产业化的创新链全流程整合,推进交叉领域创新,促进创新效率提高。英国政府2021年2月宣布,将成立“先进研究与发明局”,并让其拥有更大自由去开发和探索有变革性潜力的新技术、新产品。目前,我国产学研合作已从“紧密结合”进入到“深度融合”的新阶段,迫切需要拆除产学研之间的体制藩篱,冲破各自内部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构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深度融合的创新共同体,着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为此,要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体制机制改革,着力解决前期各类创新联合体发展中遇到的责任归属不清晰、联合形式松散、知识产权责权利分享规则不明晰等体制机制瓶颈,鼓励创新联合体以独立法人实体或领军企业牵头、其他参与者出资出技术出人等多形式开展业务。
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升级的新路径。战略科技力量的影响力和支撑力,直接关系到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国家安全的“压舱石”,能够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持续的创新力。要加快打造一支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需求、代表国家水平的“科技王牌军”,尽快创出大成果、作出大贡献,在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关键核心技术做出突出贡献。要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发挥好高校和科研院所国家队作用,培育更多创新型领军企业,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创新高地。推动科研院所着眼未来二、三十年国家与产业发展的需要,加大原始创新投入力度,实现更多从“0到1”的技术突破。大力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尽快推动落实形成一批领军企业成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成果转化主体。
构建集中解决科技创新共性问题的新路径。公共品提供是政府重要职能之一,科技创新的正外部性决定了政府应在科技创新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更多解决科技创新共性问题的公共品。重大科技创新,尤其是涉及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科技创新,由于其涉及领域广、影响范围大、研发投入多、回报周期长等特征,单独的企业难以承担其研发成本和研发风险,这就需要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充分发挥国家统筹优化配置资源的优势,加强科技创新公共品的提供,集中解决我国科技发展过程中的共性问题。要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从中发现重大科学问题,从科学原理、问题、方法上集中进行攻关,积极探索开辟新的技术路线,为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提供更多源头支撑。要聚焦国家重大科技战略领域,大力推进共性基础技术平台建设,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引导行业骨干企业建设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牵头组建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要发挥转制院所作用,组织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与攻关,择优选择转制院所作为行业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组织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与攻关。要完善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平台,搭建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平台,促进供需双方线上联系、线下对接,推动高校和科研院所闲置的科研仪器与企业实现共享。
(作者:李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创新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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