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网北京6月1日电（记者王镜榕） 在美加大对华战略围堵尤其是加大对华科技遏制力度的严峻挑战面前，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如何处理中美科技关系及其面临的挑战，无疑是一道紧迫而又严峻的课题。

解决“卡脖子”问题的他山之石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演进，同时也在深刻改变着世界格局。双循环大背景之下，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支撑作用越来越凸显，能否做到科技自立自强，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关系一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

　　据悉，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近日内部讲话时特别强调，“我们仍然要坚持向美国学习，它百年积累，灵活的机制，在科学、技术上还是比我们强很多。”在任正非看来，在科学、教育、技术等方面，美国是强大的，它百年的基础比较牢实，“我们不能因美国打压我们，就认为它不是老师，不向美国学习，这样会走向自闭。”

　　任正非曾在访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学校与部分科学家、学生代表座谈时发言，题为《向上捅破天，向下扎到根》，里面提到：“和平需要实力相当才可获取，祥林嫂式的和平是不存在的。美国的科技发展史就是一面镜子，我们以此来反思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的系统性、科学性。学人之长，长自己之力。”——引发关于科技创新问题的国内思考热潮及重要讨论。

　　近期由中信出版社推出的新书《美国创新简史》，可谓全景式揭露19世纪至今，美国科技创新是如何助推国家和经济发展的最新力作，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知名教授乔纳森·格鲁伯（Jonathan Gruber）和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他们花多年走访及调研美国乃至全球各领域的顶尖科研专家，独创出“技术中心索引系统”和“潜力对比法”，能给国内经济、科技、产业政策等相关领域的读者人群振聋发聩的启示。书中就政府对创新的激励机制如何设计和促进、加大科研投资力度的障碍会有哪些、技术革新对劳动力市场和地方经济的负面影响以及相应的解决措施，公共投资及民间投资对科技创新发展的利与弊都做了全面和深入的分析、解答，对于当下中国所面临的科技创新“卡脖子”问题，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作者给出的蓝图，是科技创新治理的新模式，值得各国及企业参考。

美国科技创新的历史逻辑

　　在Google前高级资深研究员、腾讯原副总裁、硅谷投资人吴军看来，《美国创新简史》为读者深刻诠释了美国科技为何领先的关键问题。

　　“这不是一本容易读的书，但对于想了解美国创新力来源的人来说，这又是一本必读的书，因为没有其他的读物像这本书一样系统地介绍了美国创新的全貌。”吴军认为，这首先要求读者对美国历史有比较多的了解。毕竟这本书是写给美国人看的，因此有很多历史背景，甚至一些关键事件的作用，书中讲得很简洁。如果中国读者能对这些重要背景更多了解，将有助于更好理解美国创新的历史。

　　对于美国创新历史影响最大的三件事情分别是1862年的《莫里尔土地赠与大学法案》（Morrill Land-Grant Colleges Acts，简称《莫里尔法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范内瓦·布什建立起美国政府资助科研的体制，1980年通过的《贝赫-多尔法案》（Bayh-Dole Act）。《莫里尔法案》使得美国得以大量创办州立大学，保证了全国各地有大量的知识经验投身到创新当中。范内瓦·布什是美国创新史上的关键性人物，如果把整部美国创新史，以及美国成为创新大国的原因浓缩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是范内瓦·布什。

　　范内瓦·布什开创了美国政府直接资助科研的传统，本书作者所讨论的所有内容几乎都是基于范内瓦·布什所构建的美国政府研究基金管理和分配的机制。甚至美国政府长期关注的研究方向，包括涉及国家安全、治疗疾病和大众健康以及公民福祉的研究，都是1945年范内瓦·布什在给时任总统罗斯福的建议书（即《科学：无尽的前沿》一书）中指出的。最后，《贝赫-多尔法案》明确了由政府支持的研究将来所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由谁来获得，答案是发明人和承担科研任务的机构，而不是政府。这个决定激发了科学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动力，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所谓的“知本家”，即通过发明创造发财致富的人。我们今天了解到的斯坦福大学大量的学者通过帮助企业而变得富有，是在有了《贝赫-多尔法案》之后的事情。

　　吴军认为，《美国创新简史》旨在完整溯源美国创新史，而非炫耀美国历史创新成就。因此，书中对于美国人没有做好的地方讲得比美国做得成功的地方还要多。通常，我们在成功之后总结经验是相对容易的，但是对于失败，不同的人找出的原因会千差万别。正如《美国创新简史》，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谈失败，但是找到的原因也只是个人的理解。比如，由于作者非常相信政府的力量，所以他们会在书中强调政府的作用，淡化私营企业和资本的作用。美国在冷战后科技发展速度放缓，作者将原因归结为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在吴军看来，美国私营机构，包括私营企业，以及有私人捐助支持的大学实验室，在美国的创新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像微软、苹果、亚马逊和谷歌的创新，几乎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支持，完全是私营企业内部出于竞争和生存的目的自我激励完成的。再比如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华盛顿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大量的由私人支持的实验室，在美国的基础研究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美国在科研上秉持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那些已经能够盈利的，或者在短期内能够盈利的科技研发，交给企业，交给市场，国家不需要扶持；对于那些有意义，但暂时看不到市场前景的事情，则是要由国家来扶持。吴军认为，《美国创新简史》讲述了政府支持对于美国科研的作用，却忽略了私营机构和民间资本的作用，这是读者需要注意的地方。

创新驱动国家竞争力提升之道

　　中宏观察家陈文玲在接受本网记者采访时曾强调，处理好中美两个大国关系，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全球各国共同的利益，关系到中美两国的国运，也关系到世界的命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始终保持向美国学习尤其是向科技文明学习的包容心态，是中国在当前百年未有大变局中主动作为，推动中美关系走出历史阴霾的重要内容。

　　而《美国创新简史》或许正为当前面对美国战略围堵与打压的国人尤其是科技界，如何从美国创新史大本大源处汲取营养，继续壮大中国自主创新之路提供了镜鉴。

　　在吴军看来，透过该书，我们可以深刻领悟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国家竞争力提升等结果之间的关系。尽管我们知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很多人并不清楚它是如何直接推动经济发展，如何提升国家竞争力的。《美国创新简史》以其颇具洞察的深刻解读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答案。

　　对于如何提高区域经济科技竞争力，该书也颇具睿见。因为它有相当篇幅揭示了很多地区科技水平得以快速发展的秘诀。首先是要拥有一个具有发展前景的新产业。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新产业，即便是过去的发展水平不错，科技水平较高，一代人之后，科技水平也会明显落后。20世纪80年代，美国中部传统工业区的科技水平和东西海岸差距不大，但是仅仅一代人的时间，由于前者没有赶上IT（互联网技术）产业和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机会，今天已经完全落伍了。这个规律不仅针对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也适用，比如芬兰一度是欧洲科技的中心，这得益于它在早期移动通信中确立的核心地位，但是随着技术的日新月异，它便失去了往日科技中心的地位。其次，对于科技公司低税收的扶持政策很重要，美国科技产业发达的地区，大多具有这一特点。

　　如何量化给出衡量一个地区科技水平的指标和方法，是提升其科技竞争力的现实基点。吴军指出，《美国创新简史》对中国每一个试图增强科技水平的地区，以及每一个挑选科技水平高的地区生活的年轻人，都有意义。该书揭示，所有指标中，一个地区适龄工作人口的数量；有大学学历人口的比例，特别是从好大学获得科学（包括工程）学位的比例；人均拥有专利的数量以及宜居的程度（包括房价、犯罪率、交通便利情况等），是四个最重要的指标。虽然并非这些指标高的地区都是科技重镇，但是所有的科技重镇在上述四个指标中得分都很高。因此，一个在上述条件满足了基本要求的地区，如果现在还不是科技重镇，只要发展方向选择正确，还是有机会变成科技重镇的。

　　“由于中美两国之间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发展水平、地理环境差异巨大，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套用美国的模式。”吴军强调，“不过，全面了解美国在创新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对于我们每个人规划自己的生活，或者从事相关的工作还是很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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