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发出了消除“特朗普主义”影响、重新激活美国全球领导力的明确信号，承诺将带领美国与世界重新接触，通过发挥美国“作为榜样的力量”来领导世界。拜登声称，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是中国”，美国要在经济、安全、外交、人权、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等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安东尼·布林肯国务卿把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定义为“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断言“中国是唯一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严重挑战稳定与开放的国际体系的国家”。虽然美国国内议程的优先性、特朗普政治遗产的掣肘、中美互动态势的变化、美国国际地位与影响力下降等因素，都将严重制约拜登政府对外战略的设计与实施，但鉴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对美战略调整仍需给予高度的重视与应对。

　　一、美国总体对外战略调整：重新激活美国全球领导力

　　与以往美国历届政府对外战略调整的本质一样，拜登政府的对外战略调整也是服务于美国利益和美国世界霸权的，其实质还是以“硬实力”为撑持，以“软实力”为手段，结合盟友力量，形成统一战线，集中政治、经济、外交等首要资源，打压敌性国度和首要竞争敌手，维护美国利益及其世界霸主地位。

　　拜登政府对美国面临的危机有着新的认识，不仅包括疫情、经济、气候变化和种族不平等四大“历史性危机”，还涉及“政治极端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国内恐怖主义”。拜登执政的突出挑战源自美国国内政治的严重极化和分裂，拜登政府需利用其国内议程来制定外交政策，包括公共卫生和生物安全、环境和能源保障、包容性增长、网络安全和技术创新以及移民问题。从长期看，美国将重新回到多边主义的框架内，重新谋求国际经贸秩序制定的主动权。

　　与特朗普主要从“实力角度”宣扬“美国伟大”，拜登更加注重从民主、价值观或曰“美国灵魂”的层面界定美国的伟大。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拜登政府将把价值观置于其外交政策的中心，深化“自由世界”成员之间的合作，建立更加紧密的“民主国家联合体”。拜登政府价值观外交的现实主义还体现在，意识形态因素将全面融入经贸、技术、安全、发展援助等政策的制定，为美国推进“竞争性多边主义”提供理念基础。通过“民主国家联合体”，恢复美国对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的主导力。

　　特朗普任期四年，大搞单边主义，几乎悉数推翻了奥巴马八年签署的各类重大协定。拜登称“退群”是把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主导权和影响力拱手让出去的非常愚蠢的决定。明确要回归国际组织，以“负责任”的世界“头号国家”姿态施加世界影响力。拜登政府将加快调整与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改善与盟友友邦的关系，重新构建西方联盟系统。在2月19日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拜登高调宣布，“跨大西洋联盟”回归了，美国的传统盟友应该再次把信心放在美国的领导力之上。

　　与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大国竞争”相比，拜登政府更加注重应对与中国等国的“长期竞争”，更加注重展开精准、灵巧的竞争，更加注重控制竞争成本以及对美国利益带来的损害。拜登强调要综合运用美国的国家权力手段，而不是过度依赖军事手段，提出将增加对外交的投入，“外交应当成为美国权力的头号工具”。强调将着眼未来战争的需求调整防务开支结构，把更多资源用于“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聪明投资，包括网络、太空、无人系统和人工智能”。

　　拜登政府从印太均势面临的挑战以及美国应如何进行应对出发，阐述了印太政策新构想，其核心是“重建平衡”，也即回到奥巴马时期“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本路径和取向上去，努力在印太地区恢复对美最为有利的均势格局。为此，美要在军事上对中国形成更有力的威慑。改变过去成本高昂的“优势主导战略”，转而考虑更具针对性的低成本、非对称战略，包括部署传统巡航及弹道导弹、无人舰载攻击机和高速打击武器等。恢复和加强与盟友伙伴的协调，帮助它们发展能有效威慑中国的非对称军事能力，同美国联手形成更有效的“轴辐”式同盟体系。努力恢复印太地区原有的游戏规则，这意味着美国需要改变特朗普时期的孤立主义倾向，“重新接触”印太地区多边机制，尤其要在产业链和贸易规则方面掌握主动。打造更广泛的同盟和伙伴关系，比如美日印澳四国协调机制。

　　在拜登政府的对外战略中，亚洲将继续占据重要地位。正如拜登在胜选后第一次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领导人通话时所说的：“美国又回来了。”拜登政府将会进一步深化与日本、韩国的同盟关系，重视修复和巩固与盟友的关系，甚至可能作出一些让步，而不像特朗普一样在军费等问题上锱铢必较。美日强调美日同盟仍然是印太地区和平、安全和繁荣的基石，并承诺要扩大美日韩三边合作的机会，以着手解决当今和未来的挑战。美韩强调美韩同盟是印太及世界各地和平、安全和繁荣的关键，确认美-日-韩三边合作在确保自由开放的印太上的重要性。美国也会继续加强与台湾地区的关系，并将其作为美国政府遏制中国的主要着力点，并利用一些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结构性矛盾，营造一种周边国家联合反华的氛围。

　　二、美国的对华战略调整：遏制“21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

　　2021年2月19日，拜登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线上特别会议，透露出了对华政策的大致框架。首先，激烈竞争但不失控。拜登提到，必须为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做准备，并预言这将是非常激烈的竞争。但美国显然不准备降低竞争强度或做出妥协，甚至乐见竞争，因为美国认为自己有力量在竞争中胜出。3月3日，美国出台《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报告中将中国定义为“唯一有综合实力持续挑战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以及“21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指南称，世界各地的权力分配正发生变化，在许多领域，中国寻求不公平的优势，采取积极进取和胁迫性的行为，破坏了一个开放和稳定的国际体系的核心规则和价值观。中国已成为唯一有可能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对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提出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指南还称，美国将继续根据国际法捍卫对全球公域的使用权，包括航行自由和飞越权。将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来保护盟友，将支持中国的邻国和商业伙伴捍卫自己在不受胁迫和不正当外国影响的情况下作出独立政治选择的权利。

　　以价值观为导向，联合盟友而不独行，是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最主要区别之一。拜登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实力基础，不仅来自对国内的投入，也倚赖全世界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努力。G7联合声明提出，将推动2021年成为多边主义的转折点，但拜登政府的实际意图，恐怕是以多边主义开路，将2021年打造为共同应对中国挑战的开局之年。为此，拜登花了相当多的精力说服盟友统一对华立场和行动。可以预期，美国将通过重新“入群”，在国际组织和机制内部与中国争夺影响力，在多边和区域舞台确保美国的规则主导权，通过加大与盟友战略协调，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权等领域形成强大对华压力，并试图提高中国的对外政策成本。联合盟友在治理模式与价值理念上加强与中国的竞争力度，在经济与技术发展和标准制定上注入西方价值。

　　总的看，中美关系是拜登在对外战略上面临的最大课题。在两党均主张继续对华强硬的背景下，拜登将会维持战略竞争的基本姿态，采取更具战略性的方针：一方面通过拉拢盟友与中国“在必要的领域内竞争”；另一方面则在气候变化、疫情应对等问题上与中国“展开力所能及的合作”。拜登政府对华议程的优先项也会调整（例如减少对关税和贸易赤字的关注），很可能延续在经贸、科技及军事上的对华强硬态度，而且更注重在意识形态上利用人权问题加大对华渗透力度。近期看，中美竞争的基调、范围和强度难有缓和，贸易谈判重启，多边合作领域扩宽，如两国共同应对气候危机、抗疫合作、共同推进全球经贸规则的完善、军控合作等还面临很大困难。从长远看，战略目标上的冲突仍是中美关系躲不过去的难题。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本质有其结构性动因，对华遏制的战略从奥巴马时期就开始形成，并不会由特朗普-拜登政府交替而发生改变；相反，拜登当局面临的国内治理危机，控制疫情和恢复经济的急迫，奥巴马时代多边结盟的外交方针和民主党价值观的回归，为未来的中美博弈增加了更多的复杂性。

　　三、中美关系走向及中国的应对：抑制恶性竞争与战略对抗

　　中美战略竞争是国际格局演变和中美两国各自发展变化的产物，拜登政府将会不断推进对华战略竞争，竭力放慢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增长步伐，维护美国霸权地位。可以预计，未来几年拜登政府将在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上继续向中国施压，出台新的措施，动员更多盟友介入。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政治安全问题上，中国必将坚定地顶住美国压力，两国在这些问题上的较量注定是激烈和尖锐的，美国的一些盟友也将被不同程度地裹挟其中。同时，美国也可能试图将中美竞争意识形态化，给中国布下“冷战陷阱”，对此中国应保持警觉，避免将两国竞争渲染为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争。事实上，中美竞争的实质是美国为维护其霸权地位、阻遏中国发展挑起的两国争斗，是美国力图维持单极世界、抵制世界多极化趋势的集中体现。中国同美国进行斗争则是为了维护自身正当的发展权，是为了推进世界多极化、捍卫多边主义、促进全球治理的正义之举。

　　未来，经贸、科技、金融领域仍将是中美竞争的主战场。中国应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进一步开放市场，改善营商环境，为美国企业提供更多市场机会，争取美国商界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支持。同时，大力推进技术自主创新，减少对美技术依赖，降低在关键技术领域的脆弱性，更好地维护自身供应链、产业链安全。此外，可通过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制度性安排，进一步深化与东亚、欧洲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更加有效地推进出口和投资市场多元化，最大程度规避美国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带来的风险。应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拓展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减少对美元体系依赖，降低外部金融风险。中国还应积极谋划如何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等框架内与美国开展竞争，警惕美国对东亚合作、欧亚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的干扰。【作者：任海平，中宏观察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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