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历史的视角和智慧非常宝贵。中美关系不可以无视历史另起炉灶，而是应当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日前撰文强调，“尊重历史、面向未来，坚定不移维护和稳定中美关系”。本网今天编发瞭望周刊社副总编辑刘明撰写的系列特别报告"关键年代的美国与中国"第四篇，以飨读者。

　　脆弱的平衡：关键年代的美国与中国（四）

　　文/瞭望周刊社副总编辑 刘明

　　2020年的一个夏日，蓬佩奥一句"中国共产党政权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一时成为"娱乐消费"的热点：难道美国的国务卿刚刚发现这样的事实吗？不过，蓬佩奥这句"可笑的废话"，是否预示着某种颠覆性的对华再认知、再定位?这样的再认知、再定位是否足以影响、塑造未来相当长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

　　还是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决定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关键年代。在当时，中美关系的确存在过至少是出现不同路径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很难假设不"这样""那样"的话，美国、中国以及相应的世界又能"怎样"；因为这就是历史，而历史不能重演，历史的价值是带来沉思。

瞭望周刊社副总编辑 刘明

　　重回大国舞台

　　中国战后大国地位的获得，从某个角度看，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是美国东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成为亚洲战场的主力，将日本陆军部队的大部分兵力牵制在东亚大陆，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极大地消耗了日本的经济力量和战略资源，使美国得以避免顾此失彼。从这一战略态势出发，美国认识到：一个亲美的、"民主的"、强大而稳定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反观近代历史，中国的衰弱招致的是日本势力在东亚大陆的崛起，其结果是对美国形成挑战并导致东亚地区的动荡与战争；因此，中美的战略同盟关系可望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支点，使美国在东亚大陆获取如同在欧洲那样有利的地缘战略态势。

　　这种认识是罗斯福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不断加深对中国的渗透，大力扶植中国在战争中和战后国际关系格局中获取大国地位的重要原因。当时，美国不仅视中国为二战中并肩战斗的盟友，甚至主张战后"中国成为世界组织中的四大警察之一"，并期望"中国能协助美国在战后维护太平洋的和平"，"利用中国作为对苏联平衡的力量"。早在1942年1月1日的26国《联合国家共同行动宣言》中，中国就首次以世界四大国的身份出现。到1943年12月，中国以四巨头的身份参加了开罗会议。在随后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坚决主张中国在未来的联合国安理会中应享有大国地位。这一设想也是中国在战后得以跻身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时，美国甚至支持中国向战后日本派驻中国占领军。

　　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是自满清晚期以来中国所进行的生死博弈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在此之前，中国尚处于生存堪忧的困境甚至绝境之中。而在1937-1945年间，中国的抗日战争坚持了八年之久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已由被列强联合控制的对象演变成为一个全球力量平衡的重要砝码。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地位从法律的角度强化了这一大国地位，堪称中国重回大国舞台的最重要的政治标志。新中国建立22年后，中国政府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当然此时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美国人所期望的"亲美的、民主的大国"，这着实让美国人吃了个"哑巴亏"。按邹谠的说法，它标志着美国"在战时要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获得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部分的实现。"无奈中的美国转而开始扶植日本；如今，美日同盟实际上成为了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石。在一定意义上说，日本当今在美国东亚战略中所起的作用恰恰是美国当初"预留"给中国的。当然，中国并不"稀罕"这样的"预留"，但是历史的确是给美国，甚至世界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谁丢失了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经济以年均约120%的速度增长；到战争结束时，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无可争议的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其经济份额占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2/3。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或被击败、或被削弱，美国则开始"独步江湖"、"顾盼自雄"。战后不久，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声称："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使美国人民承担起了领导世界的责任。"

　　但对于中国来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时的同盟结构也走向终结。在美苏两个大国逐渐分野并形成两极对峙格局的过程中，作为所谓"中间地带"的中国的抉择是十分困难的。对于美国人来说，国民党最终失去了政权，这一结局实在出人意料。仿佛在一夜之间，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势力在中国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正如美国人在争吵"谁丢失了中国"一样，回顾中美关系史中这"沉重的一页"，我们也有必要反思：在战后这场美国与国共双方参与的三方博弈中，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各方最后的摊牌和如此的结局？

　　套用"国际政治大气候"和"国内政治小气候"的说法，这一结局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最根本的是：在国内，国共两党的价值和利益冲突是本质性的、无法调和的；而当两党最终摊牌之时，从国际形势的演变和中共的历史渊源等各种角度来看，中共都应当是选择苏联而不是美国。

　　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外交政策的研究，既要强调其本土特色，又不能忽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其强有力的影响。"如果不频频地提到共产国际、苏联领导人、苏联在民国时期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大量干预，中共的政治历史将根本讲不通"。所以柯伟林甚至说，"在对外政策上，虽然统一战线政策导致了中共领袖人物在1944-1946年与华盛顿谈情，但他们心里明白他们将与莫斯科成亲。无论是在野还是掌权，之于艺术或之于工业，见诸内政方针或见诸外交政策，中国共产党更多地是走苏维埃的路而不是背离它。我们必须牢记这一浅显的事实：没有苏联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此话固然太过极端，但毕竟说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中国共产党确实是共产党——请注意，这可不是"可笑的废话"，因为共产国际就曾经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共产党存在疑虑。

　　由此，在一些美国人看来，中共主张的意识形态从本质上说与美国并不相容，这当然也是中共与美达成合作的根本障碍之一。这一思想脉络和认知线索一直延续至今，甚至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中再次产生深刻影响，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主导今后相当长时期里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

　　当然，我们此刻的讨论还是继续聚焦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在当时，对于中共，美国也的确长期视之为苏联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因而予以排斥。国民党则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将国共两党之争上升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争"、"英美理论与苏俄理论对立"，从而以反对共产主义来寻求美国的支持。

　　不过，中共外交政策选择的必然性的一面，并不影响我们对美国这一时期对华政策失误的另一面的探讨。也就是说，中美意识形态的对立并不意味着中共和美国就必然地不能合作。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上世纪70年代后的第二次中美战略合作呢？难道那时侯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突然就不冲突了吗？或者说一夜之间中共又不是"共产党"了吗？至于从全球的角度去观察，美国的合作对象更是多种多样。一大批所谓的"专制独裁"政权乃至封建君主政权"紧密团结"在美国这个"民主灯塔"周围，长期以来就是这个世界的一大奇观。所以，意识形态"决定论"不能完全解释战后中国关键数年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仍然必须深入到战后美国与国共双方所构成的三方博弈进程中，去探询真正的历史答案。

　　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谁"丢失了中国"，也没有谁"丢失了美国"；在意识形态对抗日趋激烈的年代，人类的理智也许尚不足以找到和把握更好的历史航向，在一定意义上"丢失了"和平、合作与共同发展的历史机遇。

　　反思：关键年代错在哪里

　　早至1943年，美国就开始感觉到国共之间存在着爆发内战的危险。美国起先试图通过政治解决以避免内战并推动国民政府的改革，其目的在于仍然希望调动中国各方力量以赢得对日战争。1944年6月，访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明确建议"国共军队都去对日军作战，不要互相监视"。华莱士还迫使蒋介石同意让美国派一个军事观察组留驻延安。这就说明，美国最初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方式，首选的还是"国共协调"，至少是"扶蒋纳共"。我们似乎没有必要认为，美国的政策一开始就必然是要"扶蒋反共"。就是毛泽东也认为："罗斯福总统在世时……为了美国的利益，他没有采取帮助国民党以武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1944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致罗斯福的信中还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有历史传统的深厚友谊的。我深愿经过您的努力与成功，使得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

　　当然，我们也不会天真到认为罗斯福准备抛弃蒋介石政权，但是，在迈克尔·沙勒看来，"罗斯福可能想把中共当作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以促使他走向革新他的政权，成为统一、进步的中国的核心"，这种设想应该是有合理的基础和可能的。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际，美国继续着其构建一个"亲美的、民主的、强大而稳定的中国"的战略构想，希望中国出现一个"代表人民意愿并能有效的履行其国内国际义务的政府"。然而，国民政府"因为由一党也就是国民党严格控制，因而缺乏代表性，其治理、行政和司法机构缺乏效率，中国目前的陆军和空军腐败无能，个人和财产得不到保护，言论和出版自由得不到保障"。所以，美国希望"督促目前的国民政府迅速采取具体措施，建立立宪政府，实现自由统一和团结"，并认为"这对于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强国，维护远东和平和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从其他各国情况看，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在二战结束前后均参与了本国的联合政府，同时也并未取得支配地位。美国试图通过让中共像西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那样参与一个"立宪政府"，以阻止内战的爆发。再加上当时美苏尚未摊牌，美国还希望苏联能"约束"中共，因而在"扶蒋反共"问题上也较为谨慎和灵活。为此，罗斯福在世时极力调解国共，以避免中国爆发内战。美国政府在1944年间任命了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战场，试图在军事方面促进中国战场的整合。但是，史迪威和蒋介石最后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其结果是史迪威于当年10月被蒋介石赶回了美国。当年8月，赫尔利作为罗斯福的私人代表来华，不久即接任高斯成为美国驻华大使。由于赫尔利受命于罗斯福，协助解决国共之间的争端，因此赫尔利使华也标志着美国开始规划中国战后的政治图景。

　　从1944年8月到1945年3月，赫尔利在国共两党之间开展了类似于基辛格后来开创的"穿梭外交"。1944年11月他还亲赴延安与中共领导人谈判，签订了一份《五点建议》。毛泽东曾说："赫尔利以罗斯福私人代表的资格来到延安的时候，他曾经赞同中共方面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计划。"赫尔利对《五点建议》也十分满意。谢伟思甚至说:"战地记者、军事观察员和外交官从共产党控制区发来的所有报告都表明毛泽东的政策远比国民党的政策接近于美国人认为对中国极为重要的纲领"。

　　但是，蒋介石的目标是要消灭中共，以建立国民党的一党独裁政体。对于赫尔利与中共达成的《五点建议》，蒋自然不愿接受；所以国民党提出了三条《反建议案》，重点强调要"保证有效的统一中国的所有军队"、"中国共产党在爱国战争中和战后重建中国中充分支持国民政府，将其全部军队交于国民政府和国防军事委员会控制"。其实质和核心是要收编中共的军队，取消中共对军队的领导权。多少年来的生死对决使蒋介石早已认定：解决共产党问题只能依靠武力；而蒋介石也早已清楚美国的底牌，也即只有国民党政权才能保证美国在华利益，即使"和谈"不那么让美方满意，美国人也难以放弃国民党。因此，蒋介石在共产党问题上态度坚决。赫尔利在这种僵局面前则调停乏术，最终屈从了蒋介石的意志。

　　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反共，从而正式由调停人演变为冲突的一方。此后，赫尔利帮助蒋介石"奠定了同苏联改善关系的基础"，国民党很快与苏联签订了《中苏条约》，斯大林对蒋介石政府表示了支持。此外，赫尔利还为蒋介石的"国民大会"极力捧场，甚至为蒋介石个人摇旗呐喊。二战后期以来短暂的脆弱平衡至此走到末路。对于这一结局，还是毛泽东的一段话说得准确而精彩:"这时候，在同一个赫尔利的嘴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变成了美人，而中共则变成了魔怪；并且他直率地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

　　（待续。报告有关内容曾载《博弈：冷战后的美国与中国》，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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