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经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慢性意识障碍依然是医学边界上的坚冰——冷峻、复杂、漫长，充满未知。在这个高度交叉的专业领域里，唯有技术与人文并行，才能为沉睡中的生命找到回响的路径。
近年来，随着神经调控、精准康复和多学科协同等前沿理念的引入，意识障碍的治疗正在悄然变革。在这一进程中，一群女性专家以坚定而温柔的姿态，站在科研与临床的交汇处，以“她力量”书写着生命重启的可能。
本期特别策划对话三位来自不同专业维度的女性专家：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意识障碍病区杨艺，首都医科大学脑重大疾病研究院智慧康复中心张学敏，国家康复辅具中心附属康复医院陶燕平。她们从“创新”“坚守”“呵护”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岗位出发，立体呈现了意识障碍治疗体系的前沿进展与深层逻辑，也为我们揭示了在医学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真正推动患者向“苏醒”迈进的，不仅是设备与方案，更是医生、康复师、护士合力托举下的专业信念与人文温度，是一份对女性力量的礼赞。
创新：“觉醒”之路的破局力量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意识障碍病区杨艺)
采访人：杨艺主任，作为意识障碍治疗领域中，为数不多的女性青年神经外科医生，在您看来，意识障碍治疗工作中最大的“破局点”是什么？
杨艺：从传统角度看，意识障碍似乎是“非外科”的，很多时候神经外科的角色停留在初期减压、后面修修补补。但大量慢性意识障碍患者在病情稳定后，意识始终未能恢复，他们的脑结构并非完全损伤——这意味着存在“网络失联但结构保留”的巨大空间。“破局”首先来自促醒机制的新理解，意识并非简单的皮层活动，而是一个高度整合的全脑网络状态，核心在于中枢——外周环路的神经震荡是否处于动态同步中。这和赵继宗院士提出的网络神经外科理论是一致的。
很多昏迷患者之所以无法恢复，是因为丘脑丧失驱动功能，外周的感觉无法传入，中枢的活动无法传出，而传统神经调控单一的刺激难以突破这个障碍。我们需要从网络层面“重启”这个失联的宏观环路，利用脑深部电刺激、脊髓电刺激、经颅磁刺激、外周电刺激等手段，实现结构性干预+功能性调节的联合，采用具有针对性的“闭环”调控方式，更好提高患者的疗效。
采访人：您提到了“闭环神经调控”，能否详细解析一下这一“闭环”概念的逻辑与技术优势？
杨艺：闭环系统的核心，是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调节”，系统在干预后，能实时感知患者大脑的反应并动态调整参数。这就像是“大脑-设备”之间建立了一个实时沟通的通路，也是脑机接口形式之一。我们在实践中也应用了可感知的脑深部刺激系统，来探索意识的标记物以及闭环刺激调节意识的范式。这类闭环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神经网络重构工程”，通过不断的数据反馈，帮大脑“找到出路”，也为未来意识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采访人：脊髓电刺激作为传统的疼痛干预手段，近几年在意识障碍领域越来越火，它与大脑觉醒机制之间如何建立联系，它的应用是否是确切有效的？
杨艺：我们团队在何江弘主任带领下，从2010年开始做脊髓电刺激治疗意识障碍的尝试，这是一个非常“非传统”的想法，但实践证明很有前景。我们10年回顾性文章也已经证明了脊髓电刺激的有效性。而在近年的实践中，我们注意到很多意识障碍患者合并严重痉挛，常常影响行为表达和评估准确性。更深层的问题是：脊髓-脑干-丘脑皮层之间存在着双向的调节通路，是意识和运动和另一种闭环。有一位创伤性意识障碍青年患者合并严重四肢痉挛，通过闭环反馈SCS治疗，术后肌张力下降，意识也得到明显改善，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吃饭。
采访人：对于植入式与非植入式神经调控，您提到的“阶梯式干预链”概念，这套路径在临床中如何具体实施？
杨艺：我们目前实施的“阶梯式干预链”其实是一个基于患者神经功能状态而动态调整的决策路径，分为四级：
一级干预是非侵入式评估：应用脑电(EEG)、ERP、fNIRS等工具，评估基础神经反应与潜意识处理能力。若患者在P300、SSEP、MMN等方面仍有保留，进入下一步。二级干预是非植入式刺激：采用经颅磁刺激(rTMS)、经颅直流电(tDCS)、高频音乐刺激等，对前额皮质、背侧前扣带皮层(dACC)等觉醒相关区进行刺激。三级干预是植入式脑部/脊髓刺激：对影像+电生理筛选后仍有希望者实施DBS(靶点如CL、CM-PF)或SCS(多阶段调控)，实施外周与中枢联合的闭环干预。四级干预是闭环BCI辅助反馈训练：在植入干预后进入BCI闭环反馈阶段，利用脑电诱导、机器学习分类器进行“脑-机-脑”动态交互，实现长期适应性调节。
这个模型强调“量化评估-分层干预-实时反馈”的闭环逻辑，并非“一刀切”的手术路径，也不是打着联合治疗的旗号，叠加各种新设备治疗，分层的核心是通过闭环，针对性提高每一类患者的响应率和转归可预测性。
采访人：您是意识障碍领域中有实操经验和影响力的青年女专家，作为“她力量”的代表，您怎么看女性在这个极高竞争强度的创新领域中的角色与价值？
杨艺：首先，我很庆幸在这个时代，一个女性可以以科学、技术、胆识、判断作为立足之本，而非性别。我也越来越感受到，神经调控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种“神经语言”，它要求你具备对各种反馈的共情力、对复杂系统的结构性理解、对失败的容忍度和对突破的渴望。我相信，“她力量”不是情绪化的温柔，而是那种在绝境中一毫米一毫米推进边界的韧性。在昏迷患者的世界里，女性的善良、包容、坚持和耐心，是病人恢复意识的港湾，也是巨大能量。
坚守：在微光中创造“重生”
(首都医科大学脑重大疾病研究院智慧康复中心张学敏)
采访人：张主任，您长期致力于慢性意识障碍的康复联合干预研究。在手术与电刺激越来越“显性”的今天，强调基础治疗与长期康复的重要性是不是还有意义？
张学敏：我们常说，“意识障碍不是一场手术的小战役，而是一场时间的拉锯。”电刺激和脑机接口固然有惊艳的疗效展示，但能受益于这些“精准靶向”干预的患者其实仍是少数。而更广泛的患者群体，特别是那些缺乏明显反应性或电生理“靶点”的人，依赖的依然是康复训练构建的底层恢复环境。
我所理解的“坚守”，并不是对技术革新的迟疑和不接受，而是对生物-心理-社会多维机制的敬畏。意识恢复从来不是线性的，它需要代谢稳定、神经递质重建、身体输入回路激活、情绪状态支持——每一个环节都很脆弱，但也可能成为“蝴蝶效应”的起点。所以康复做好意识障碍促醒的基本面，才能让各种各样创新的技术产生神奇的效果。
采访人：目前国内对意识障碍药物干预仍相对保守，也没有一定的章法，您是否可以具体谈谈在药物治疗中的实践？
张学敏：确实，目前全球范围内意识障碍药物治疗的循证证据仍较为有限，但这不代表我们停滞不前。我们现在更倾向于以“神经调质再构+网络可塑性诱导”为双轴，制定分层化的药物干预策略。我们和杨艺主任团队一起，在神经兴奋剂(上行激活)通路、皮质觉醒调和通路、情绪调节通路和电生理耦合辅助路径等几个方向，开展了一系列的临床观察，在提升皮层对刺激的“接收性”，加快突触可塑性形成等方面都发现很令人振奋的结果。
比如我们最近一个病例，是一名42岁脑出血后的患者，事件诱发电位结果极为低平，脑电特征性信号也不好。但在联合药物治疗2周后，P300逐步出现;之后开始遵嘱动作，行为反应稳定后进入语言康复阶段。这类进展很微小，但积少成多，就是功能转归的改变。
采访人：意识障碍康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您团队在康复策略上有哪些特色路径？
张学敏：康复同样要遵循闭环的理念，我们强调三大要素：精准、节律、反馈。精准指的是评估基础上的分型干预，判断大脑局部皮层反应性，结合核心项建立康复目标。节律强调训练强度与生理节律匹配，我们构建了一套“昼夜-交感-认知”三维配适模型。反馈体系则是我们的亮点，联合脑机接口技术，构建了反馈系统，训练时实时记录患者脑区血氧与脑电响应，用以动态调整任务难度与模式。哪怕患者无法表达，也不能假设他没有意识。我们要用科技工具去“读懂他”，适应他，帮助他。
采访人：面对长期卧床、反复训练无效、家属极度疲惫的现状，您如何看待治疗者的“心理耐力”问题？
张学敏：这是“坚守”的另一面——抗挫折。我们每一位医生，面对的是“无声的对话”“无反应的治疗”，每天看到的是一样的表情、一样的指标、一样的结果——这非常容易让人陷入“技术怀疑”或“情感麻木”。
我们会从不同角度拆解“无效”的原因，是刺激不足?是药物参数不匹配?是患者状态误判?这样的科学推理，让团队找到“再坚持一次”的理由。给患者以“角色感”，医学不是冰冷的科学，它也需要深深的“人文回路”。我想这或许正是女性医生在这一领域能特别坚守的原因之一。
采访人：对于您而言，“她力量”意味着什么？
张学敏：我觉得“她力量”不是来自性别，而来自韧性、共情与守望的意志。面对意识障碍这样一个对医疗付出巨大的领域，很多人会问：“值吗?”但我们不需要用外界来定义“值”。我们做的是一种“深海打捞”，哪怕只能拉起一丝意识的火花，也是人类对生命极限的尊重。女性在这一过程中，恰恰体现了那种“持续给予”“无条件支持”的心理特质，这是非常宝贵的力量。
呵护：以爱“唤醒”沉睡的生命
(国家康复辅具中心附属康复医院陶燕平)
采访人：陶护士长，您带领团队常年呵护在意识障碍患者的床旁护理第一线。从专业护士视角来看，护理在意识障碍治疗体系中的定位是什么？
陶燕平：我常说，意识障碍治疗是一场“慢疗之战”，医生是策略制定者，护士则是执行者、守望者、感知者。我们的职责不是简单“照料”，而是把每一个医学决策“落到实地”，用人文的方式链接患者的每一次微弱反馈。
意识障碍患者极易出现呼吸道感染、压疮、营养失衡等并发症，护理团队必须在气道管理、翻身排痰、管道维护、体位循环等方面实现精细化操作，否则即便上层治疗再先进，也容易因“地基不牢”而功亏一篑。患者很多反应是“偶发性”的，比如一次皱眉、一丝指动、一次心率突升——这些在医学图像中无法捕捉，却可能是意识恢复的前奏。而护士是与患者接触时间最长、最细致观察的人群，我们建立了“意识觉醒观察表”，每日记录每一次“可疑觉醒信号”，并反馈给治疗团队。患者虽然不能回应语言，但他们依然有“接收”功能。我们推行“拟人化照护”理念用温暖语言和患者“说话”、在治疗中给予方向性引导和情感触达，让患者保持“人”的完整性，而不是被动“躯壳”。
采访人：很多人以为护理是“经验活”，但我们知道您在推动意识障碍护理“科学化”。能否谈谈您的做法？
陶燕平：护理当然需要经验，但更需要标准化与数据支撑。尤其是在意识障碍患者的照护中，如果只凭主观印象或者零散观察，很容易遗漏关键变化，延误干预时机。我们团队一直在思考：能不能让护理工作像医生的治疗一样，有模型、有工具、有数据、有趋势?于是，我们和杨艺主任团队一起构建了“意识障碍护理评估三维模型”。这个模型从三个维度来评估患者的护理状况：第一是基础生命体征维度，比如呼吸模式、心率变异、皮肤温度等，稍有波动就可能预示身体状态的微妙变化;第二是行为反应维度，包括是否对声音、光线、痛觉有反应，反应的频率、幅度、持续时间等;第三是环境适应维度，这部分强调患者在不同护理操作下的耐受性、稳定性，比如翻身、吸痰、坐起等过程中的表现是否协调、是否诱发异常反射或不良反应。
基于这三个维度，我们开发了一套多维护理评分表，每位护士在交接班或重点护理时间节点进行评分。可以清晰看到患者在一周、一个月甚至更长周期内的功能波动轨迹。帮助我们精准发现哪一类刺激或护理操作最容易诱发正向反应，从而个性化调整照护方案，提前预判临床变化，为医生提供了宝贵的早期线索。
采访人：护理团队如何在压力与慢性疲劳中维持动力？特别是面对很多“无回应”的患者时。
陶燕平：这是我每天都在思考的问题。我们在做一件没有立竿见影成效、又高度耗能的事情，这就要求团队必须在精神层面有一种“信念锚”。
每个患者入院时，我们会为他写一张“希望卡”贴在床头——写下家属最想告诉他的一句话。每当患者有进步，我们就打一个“觉醒星”。这些“仪式”虽然简单，却给了我们一种“我们在推动生命的星辰转动”的感觉，能维持情绪的正循环。我们护理团队不是“独立模块”，而是嵌入医生-康复师-心理师组成的“闭环照护团队”。大家一起讨论方案、复盘个案，护士不仅是执行者，也成为治疗的一部分。这种“角色价值感”，是最强大的动力来源。我们还经常接触家属的情绪崩溃点——“为什么他还没醒?”“我是不是该放弃?”这是医学答案无法回应的问题。护理团队要做的，不只是情绪安慰，而是把患者每一次微弱的进步具体、量化地“转译”给家属。
采访人：最后，请谈谈您对“她力量”的理解。
陶燕平：在重症康复护理这个岗位上，“她力量”从来不只是性别的标签，而是一种深沉而有力的专业气质。面对意识障碍的患者，我们经常要面对“没有反馈”的照护过程——他们不说话、不睁眼、不回应，但我们依旧要一遍遍呼唤他们的名字、刺激他们的关节、观察他们细微的表情变化。这种工作，需要极大的心理韧性和情绪定力。我们要相信：即便看似没有回应，但每一次护理操作都在悄悄积蓄康复的力量。有时，患者的一个微微握拳、一次皱眉，甚至只是心率的短暂波动，都是意识觉醒的“信号弹”。我们护士的“细腻”，不是柔弱，而是一种经过专业训练后的敏锐，一种对生命状态极致关注后的本能。我们会在照护中默默与他们对话，把他们当作有思想、有尊严的人来看待。正是这种共情，让我们的护理超越了“技术”，变成了人与人之间最真实的连接。
结语
在意识障碍的治疗道路上，没有奇迹的捷径，只有一次次微光的积累、一次次未知的挑战、一场场跨学科的接力。杨艺主任以“创新”为灯，勇闯神经调控与脑机接口的临床边疆;张学敏主任以“坚守”为桥，打通智慧康复的协同通道;陶燕平以“呵护”为根，在日复一日的守候中，让技术有了温度。
她们代表的，不只是三种专业角色，更是当代医学中日益显现的“她力量”——这股力量，细腻而坚韧，理性而柔软，既能洞察微毫、又能驾驭全局，既能破题创新、又能守护人心。如果说意识障碍之路是一次生命的重构工程，那么“她们”正是连接技术与生命之间的关键支点。她们不只是守望者，更是推动者、改写者、重塑者。在这一场唤醒生命尊严与希望的长期战役中，“她力量”不是陪衬，而是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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