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网 6月13日(记者 刘一乐) 近日,2017中国创新与经济融合发展大会暨创新成果推介活动在京举行,活动主题为“坚持改革创新、推进融合发展”。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中心主任赵全厚,从“中国风险投资”与创新的维度,进行了主旨发言。赵全厚表示,不论从学者观点,还是国家有关创新驱动战略发展理念来看,风险资产在创新驱动战略中的位置非常突出。
在赵全厚看来,风险投资对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可以从如下的一些研究成果得以证明:美国学者Kortum 和Lerner在2000年用美国20 个行业1965-1992 年的数据为样本,对行业的风险投资额和专利申请数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相同金额的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远远超过公司R&D 投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风险投资促进技术创新的效率相当于公司研究开发R&D 投入约3倍;Hellman 和Puri在2002年指出,有风险投资进入的高新技术企业在人力资源政策、市场化、销售以及股票期权的选择方面都能够明显地提高专业化水平 。Casamatta在2003年讲到,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绩效明显好于非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风险投资成为提高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风险资本的支持与否成为解释创新企业成功与否的重要解释变量 。Florida 和Kenny的研究同样表明,以科技为基础的地区如果存在发达的风险投资网络能够显著地加速区域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发挥金融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助推作用,培育壮大创业投资和资本市场,提高信贷支持创新的灵活性和便利性,形成各类金融工具协同支持创新发展的良好局面”;“探索试点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股权和债权相结合的融资服务方式,与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机构实现投贷联动”。 也就是说,从学者的观点和国家有关创新驱动战略发展理念来看,风险资产在创新驱动战略中的位置非常突出。
什么是“风险资本”?
赵全厚认为,风险投资是根据创新风险的高低来匹配收益,既偏好风险,又偏好收益的资本概念。之所以要谈风险投资,是因为它是中国目前为止,在创新链接里,资金支持角度中最薄弱的一块。此块能及时补上,中国的创新将如虎添翼。
科技活动成果是高风险高收益,而且是小概率事件。比方说美国硅谷,如果有3%-4%的成功概率,这些创新风险投资就算成功了。这样的情况下,风险投资者经常会发现投入很多,但可能一无所获。但是一旦投中了,它就可能获得极大的价值提升,甚至瞬间暴富。科技创新活动需要嫁接一些资金,斡旋于科技创新链接最为关键的源头期,具有较高不确定性、高风险、形成成果概率小的特点。这种资金就是风险投资,这也是传统金融不合适的领域。在中国,以银行信贷为基础的传统金融体系是以储户的存款作为银行放贷资金的主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银行天然具有脆弱性,它投资于消费的稳定性、产品的稳定性、市场的稳定性、收益的稳定性等类领域。风险资本应该在创新最早阶段介入,投资者要在创新风险巨大,稍纵即逝,概率极小的时期,将创新活动现金流“源头期”抹平,这是风险资本的特点。
创新性机制促风险投资发展
赵全厚说,在西方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私人企业具有相对雄厚的实力,能够积聚体量巨大的资本。西方跨国公司等巨无霸企业能够积聚相当规模的风险资本,中国有改革开放40年代的社会资本积累基础,单个资本的集聚(靠自己的盈余性收入积累资金)难以晋级到更高层次。中国的社会资本集团里面有山西的煤炭集团和温州的商人集团等,这些投资资金曾经对房地产、对煤炭等方面的整合搞得风起云涌。可是在高科技方面,中国现阶段因为企业资本积聚时间短,还没有在一定层次上形成相当大的规模以及能独自投资于某个创新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单个资本资金不足,需要通过风险资本集中的方式,把一些有风险偏好的单个小型资本,通过创新性机制或者是市场机制融合。再加上政府的引导,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在短期迅速建立风险资本,构建有效的风险资本市场。这样中国才能跨过从种子期到成熟期的初始阶段,渡过缺乏科技创新缺乏风险资本支持的尴尬。
企业创新的发展阶段分为研发期、初创期、早期发展期和成长期乃至于成熟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时候,具有稳定性、可预见性和回报性,才适合传统的信贷市场。创新早期和发展阶段需要抓手,政府需要起主导作用。但是政府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它的稳健性和社会公益性更明显。政府在创新的初始阶段,也只能起到敲边鼓的作用,起到咨询和引领的作用。
所以企业创新,面临技术不确定的风险,也面临经济不确定的风险,其成长性如何都很难说。他举例说,就像长江的“三江源”,最开始的时候看不出方向,它只是源头。同样,创新也是,从创新活动的源头不知道它会演化成什么,这个过程中技术的不确定性、路径的不确定性,就会风险很大。这显然就不适宜风险偏好过于稳定的投资者介入。它需要更早的风险投资,甚至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来说,这些钱带有赌博性质,万一成功了就赚了,但成功不了,对生活和生计不生产影响,这样的资本才适合在最早期投入。
赵全厚表示,最早资本除了天使资金和种子资金以外,剩下的就是在技术不确定性到一定程度,这期间都是风险资本的跨度期,政府作为所有纳税人的管理者和代理者,要它冒着巨大的风险,这是不可能的。财政的稳定性原则,要求政府预算资金更多的可靠性有预见性,甚至是严格按照法定支出。技术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政府不可能倾其大力投入,一般的银行信贷资金和商业投资很难介入,这一关渡不过去,很难从技术的不稳定性来解决技术创新工作中的难题,得到资金支持,这一阶段恰恰是中国目前最缺乏的。
中国科技竞争力排行进入前25位了,目前的技术发明专利获得已经在全球排第一位。从未来趋势来说,中国会发明创造会很多,怎么把这些发明创造技术从实验室走到可转化的阶段,其关键是风险资本的构建。我们国家近年资本市场从主板市场发展,现在已经有二板、三板市场,试图构建科技类的高风险市场,但是现在看来风险资本市场的微观基础还有待进一步夯实。“惟其如此,我们风险资本市场才能够成为一个多功能、多层次,甚至是能够将国内外风险机构聚合的场所。”赵全厚说。
从世界各国的风险投资业务发展情况来看,政府在风险资本构成过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那么中国也应该针对中国自身的情况,从政府角度来做来提携成立一些风险资本,作为引导基金,比如2015年国务院成立400亿的创业引导基金。
如何构建有效的资本市场呢?
在赵全厚看来,这是值得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他认为,政府是纳税人的代理,实现预算稳定机制,我国国有经济和国有金融都是公益性和盈利性兼具的。我们的私人资本规模比较小,很多局限于传统行业,本身的科技竞争素养和投资价值有待进一步提高。风险投资机构基于风险个体为主,目前,我国风险投资的相关公共政策有待健全,这些都制约着风险投资机构的发展。
因此,赵全厚建议,未来形成中国多层次的风险资本市场,要集聚大量风险资本用于创投行业,同时要做好风险资本更好的退出机制,只有让它进退自如,社会资本才愿意更好的集聚。要形成主市场,形成虚拟市场,可以形成实物资金,政府设置公共风险资金引导,积极引导社会可用资本,宽厚对待外国投资者,形成符合我国国情和现阶段的风险资本市场。
从中国的新兴业态在成长的过程中,实际上也能证实中国风险市场的痼疾。马云的阿里巴巴,最开始在国内没有得到多少资本,不得不接受国外资金。现在成气候甚至成为全球规模的网络新兴业态企业,很多初期在中国的资本市场没有得到赏识,尽管那个时候只是助推一把。他直言,“从这些迹象表明,中国目前风险市场亟需健全。”当这些企业成功以后,给外部资本带来极大的收益,但是在初始阶段并没有中国的投资家没有介入呢。
如果说创新能够引领未来,创新能够跨越性发展,那么未来中国很多新兴企业会受到外来资本的影响,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就会发现这就是很大的战略性短板。
最后,赵全厚指出,下一步要创新机制,完善各种制度,从财政、税收、外汇投资等,形成一种合力,不断的简政放权,瞄准中国风险市场的构成,成才能让整个创新链从头到尾形成闭环。这要及早行动,否则的话会失去先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