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网 6月13日讯(记者 陈天宝)2008年到2017年参加高考的人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8年达到峰值人数1050万,2017年参加人数是940万,其间最低一年913万,80后、90后、00后,每十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呈现20%的下降,人口红利逐渐的消失。
怎样去面对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怎样去面对今天的经济新常态?怎样在“一带一路”倡议逐渐形成共识之下寻找新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2017(第四届)中国企业竞争力夏季峰会”上指出,提高竞争力就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潜在增长力,潜在增长率的提高已经不再能够用过去资本劳动的投入,已经没有过多人口红利,因此想提高潜在增长率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全要素生产率是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可持续、最持久的贡献因素,这就是国家竞争力的所在。
据相关数据统计,中国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竞争力排名中位列第18位,和去年相比,仅仅一年时间就提升了七个位次。
中国竞争力在不断的提高,竞争力到底提高在哪儿?
这些年,劳动生产率过去的变化,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因素仍在提高,这是最可持续的因素;但也有不可持续的因素——资本劳动比,资本替代劳动对劳动生产率越来越大而且过大,人力资本贡献是在下降的。蔡昉直言,如果人力资本不能得到相应提高,资本过快替代劳动就遇到了人力资本的瓶颈,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要探讨未来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从而了解竞争力的来源是什么。
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是靠什么因素促成的?
大多数人认为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和劳动的要素投入,对此批评最多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克魯格曼在上世纪90年代曾批判东亚,认为这种模式没有提升生产率,也不持续,更不是奇迹。但面对中国的高速增长,他坚持了同样的观点,认为中国也没有奇迹可言,是不可持续的,迟早要撞墙。
但是很多研究否认了他的说法,比较典型的是中国学者朱晓东的研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他们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相当大的原因来自于生产率的提高。
过去30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源泉还是不是可以持续?
蔡昉提出,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劳动力从不许流动到今天在城市中至少有1.7亿农民工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这部分转移出来的人是农村每年16到19岁新毕业的应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这部分人口从2014年左右就到达最高点,之后便是负增长。进城务工人员的人数从过去高速增长到现在基本上接近于零增长,意味着急风暴雨式的结构变化将来不会产生多大效应,因此结论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一定会下降。
研究背后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政策启示?
一项对美国研究发现,美国生产率的提高其中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因素可以归结为企业之间的生、死、进、退。创造性破坏是说有竞争力企业把那些没有竞争力企业的资源收入囊中,企业的生产率就提高了,因此对整体生产率的提高贡献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可是中国还没有把创造性破坏的机制利用起来,如果利用起来就可以得到更高的生产率,从而国家竞争力也更高。
蔡昉认为,从政府来说,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是能够利用创造性破坏机制最基本的政策前提。企业都要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但是人力资本培养具有外部性,因此政府要加大科研开发的投入,这些年中国投入增长速度大概是全世界最快的,他指出,应该保持这个速度,“因为它也是带有社会效应的投资行为。”既然有创造性破坏,企业没有充分义务去保障每一个人都是不受损,但是国家要做社会性托底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