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积蓄已久、早有征兆的自我革命。5月10日,《国务院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正式发布。这是国资委成立15年来,第一次在官方正式文件的要求下重塑自身:26项权限被取消、9项权限被下放、8项权限被授权或移交。以此为界,中国国企国资改革这项艰难的手术,正式搭建起“1+N”的系统改革架构。毋庸置疑,国资委自身职能定位及其今后角色的转换在其中最为关键。
大放权对应的是真问题,这被精简掉的总计43项权限,一一点破国资委在国资监管中长期存在的越位、缺位、错位现象。大放权映射的是新定位,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变成了管资本。管家还是那个管家,但是从“婆婆”变成了“老板”。
长期以来,国资委被形象地称为国企的“婆婆”。这与它长期以来对国企事无巨细的管理方式有关,国资委的监管触角不仅能涉及到一些国有企业的人事任命、投资决策、还涉及到兼并重组等之类的商业行为。尽管在国资委的监管下,中国央企从2003年196户、资产规模6.9万亿元,发展到2015年底的106户、资产规模47.6万亿元,资产规模扩大了近7倍。但是人们对它仍诟病一直未断,人们抱怨这个“婆婆”“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管死了”。国有企业政企难分、政商难分。
历史地看,国资委“婆婆”角色的形成,与国有企业改革长期推进缓慢有关,也与国有企业自身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有关。2005年,国资委首任主任李荣融做客央视《对话》栏目时,曾对国资委的“婆婆”角色有过生动的评价,他说,“我不认为我是 ‘婆婆’。国资委作为国有企业的‘婆婆’仅仅是一个过渡,度过过渡期的标志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当时他还透露说,2008年之前,国企就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了2008年,李荣融又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温家宝总理跟我谈话,要求我不要做 ‘婆婆+老板’。我的理解是,他要我当一个‘好老板’”。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尚在路上,但决策层对国资委的定位,却已经从“婆婆”转成“老板”了。
“婆婆”与“老板”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家长称谓,而后者则是企业称谓;一个是家族文化,一个是市场理念。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国资委和国有企业之间打造国有资本投资和运营平台公司,有了国资委、国有资本两类平台公司、国有企业这种三层架构的管理方式。同时,国企国资改革正式进入“1+N”的全方位改革阶段。混改、国企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央企薪酬绩效考核改革等多头推进的改革局势,形成了对“婆婆”国资委自身改革倒逼。只是2003年国资委挂牌时,人们不会想到,从“婆婆”到“老板”这一身份的转换,需要如此长的时间,即使现在,这一转换也是一个进行时,而非完成时。
“老板”的登场,对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国有资本有进有退,以及正在推进的混改等等,都至关重要。可以预期,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将获得更有利的平台,民资参与国资重组和混改也将得到更多的体制机制支撑。而在《公司法》下运转的现代企业治理制度,也会在国企内部加速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是市场经济,主体是企业,核心是公司制度,这些要素具备都需要国资委重新厘定自身角色定位。
但“老板”并不好当,虽然国资委已经在据此进行内部架构的调整。对于国资委而言,放弃“婆婆”无所不管的威严退后一步,克制大包大揽的冲动,严格遵照权力和责任清单,建立真正的监管权威,这是一步艰难甚至险象环生的跨越。
对于企业来说,脱离了“婆婆”的束缚不意味着可以野蛮生长。5月4日,在《国务院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发布前一周,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两份前后出台的文件,意味着国企和国资委、被监管对象和监管者都被重新定位了。他们各自在未来的演变程度,是丈量中国眼下这轮国企改革成绩的最好标尺。
再见,“婆婆”。你好,“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