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的协调,不仅包括财政和金融的政策,而且包括信息共享和监管的一致或协调。在国际政策协调中,信息的共享和沟通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各国的官员来合理设定政策措施。信息共享使政策制定者可以预测国外政策的变化,共享对现状的分析以及对未来的预测是有必要的。
●互联网金融发展会给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调控有效性带来挑战。互联网金融增加金融市场流动性需求的不确定性,导致羊群效应和市场波动加大,增加了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和成本。
●经济最大的风险就是国企的杠杆率不断上升,最后资源投入越来越多,产出越来越少。要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市场纪律的问题,让过剩产能退出,让僵尸企业不再占有新的金融和其他资源。
过去100多年的历史充分显示,全球经济的融合与一体化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繁荣和发展机会。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正遇到很多严峻的挑战,如金融动荡频繁发生、收入差距扩大和难民问题等。为了加强中外学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讨论全球宏观经济治理领域面临的挑战和应有的对策。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近日在京举办了第七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多位来自各国的专家学者围绕着“全球宏观经济治理:挑战与政策选择”的主题展开讨论。
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强调“双平衡”的政策
著名经济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Barry Eichengreen(巴里·艾肯格林)就政策溢出、政策协调等问题发表了主旨演讲。宏观经济政策具有溢出效应,而且这种溢出效应还会反馈到国内。他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强调“双平衡”的政策,即一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能仅考虑自己的情况,需要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以及这种溢出效应反馈回来的影响。这种政策不仅是对自身最有利的政策,同时也是实现全球最优平衡的政策。
在实践中,新兴市场国家起初没有得到重视,一系列危机之后,才逐渐对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得到重视。新兴市场国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时候,经济实力有限,它们的金融市场受到很多管制。资本项目受到管控比较多,所以新兴市场国家受到的溢出效应比较小。溢出效应主要有资本流动带动,而且资本流动具有羊群效应。1974年首先在欧洲出现这一影响。但是,当时人们没有意识到需要考虑新兴市场国家。直到1982年拉美爆发债务危机导致了美国利率的急剧上升,1994年出现新兴市场的危机导致美国受到影响以及在2008年和2009年墨西哥出现危机等问题的出现,使得人们发现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这两个组别都不容忽视。但是,在理论上,很多研究表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收益有限。不过他指出,在危机期间,这种协调作用是很大的。
经济政策的协调,不仅包括财政和金融的政策,而且包括信息共享和监管的一致或协调。在国际政策协调中,他指出,信息的共享和沟通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各国的官员来合理设定政策措施。信息共享使政策制定者可以预测国外政策的变化,共享对现状的分析以及对未来的预测是有必要的。各国的官员应该这样做,并且能够对政策的协调达成一致。他对伯南克在提出退出量化宽松时缺乏良好的信息沟通提出了批判。
在金融合作方面,巴里·艾肯格林教授指出,巴塞尔协议Ⅲ对新兴市场国家考虑的不够。在实施中,巴塞尔Ⅲ不利于新兴市场,因为新兴市场并没有经历最坏的信用膨胀。
亟待处理货币政策分化带来的溢出效应
法国巴黎银行亚洲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博士从金融市场从业人员的角度阐述了对于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四点看法。第一,世界经济即将进入更复杂,更不确定性,更有波动性的金融市场波动时期,因此需要更好的政策协调,也面临着更多的挑战。第二,全球化在向前发展,但是也有区域化和国家层面上的民族主义现象发生,协调与稳定是关乎很多国家的事情,需要各国一起通力合作。目前全球政策协调缺乏领导,中国希望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在经济问题、地缘政治问题和民粹主义复兴问题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全球投资人很难看到达成共识的前景。第四,中国存在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如果没有正常协调,会面临很多问题。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研究员提出全球层面避免货币政策负的溢出效应需要改变制定政策的程序。他认为货币政策溢出效应有负面的溢出效应,也有正面的溢出效应。因此需要采取措施对溢出效应进行管理,尤其是大型经济体政策带来的溢出效应,这需要改变制定政策的程序。在最开始的时候可以要求IMF制定一些原则,如干预汇市制度原则。IMF可以提供这样的指导原则并提出建议,让成员国自行遵守。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接受这种原则,对那些尚未加入的国家而言会存在着压力,从而促进国家间的协调和合作。
人民币进入SDR的影响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未来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丁剑平教授分析了人民币加入SDR对SDR的稳定性和代表性的影响。首先,他指出,SDR被很少使用的主要原因是它的代表性太低,而人民币入篮后,SDR的代表性显著提高。他通过比较SDR汇率与SDR篮子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发现,人民币与原篮子货币汇率的相关性明显高于原篮子内各货币汇率的相关。这将使得人民币入篮后,SDR的代表性提升。其次,他认为,人民币入篮后,更有助于各国通过SDR汇率来分析它们与主要贸易国家间的货币关系。他通过比较是否加入人民币的SDR与大宗商品价格的相关性发现,人民币加入后,SDR与大宗商品价格相关性下降。这说明人民币加入SDR后,显著提高了SDR的稳定性。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谭小芬教授分析了人民币加入SDR之后,SDR的发展前景,以及作为一种储备货币,SDR在将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状况。首先,他指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缺陷是全球储备资产的需求跟不上储备资产供给。然后,他分析了SDR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优势。SDR可以增加全球安全资产供给,因为SDR是一个篮子货币,篮子货币把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分散化,所以币值更加稳定。国际大宗商品的计价和外汇储备,如果利用SDR定价的话它会更加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