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网3月26日电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主题为“新时代的中国”的2018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于3月2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
在25日午餐演讲会以“人力资本投资与增长新动能”的主题单元中,芝加哥大学教授、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对我国现阶段人力资本的投资做出了中肯的建议,詹姆斯·赫克曼称,我国需要加强早期教育和技能教育,平衡各城市间、城乡之间的教育水平、人力资本投资等,才能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
詹姆斯·赫克曼在分析我国人力资源面临的现状时表示:“目前,大量的中等技术劳动力正在枯竭,关于人口的老龄化、人口赡养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国人口金字塔形状也发生了变化,我们所采取的战略要能够帮助应对劳动力人口数量的下降,用更高质量的劳动力代替减少的这部分劳动力人口,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中国适应更新的、更加先进技术的应用。”
以下为发言文字实录:
詹姆斯·赫克曼:非常感谢您刚才的介绍,也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在这个午餐会与大家共同分享我们的对话。我非常惊叹,您知道我当时去拜会劳伦斯·萨默斯的故事,他不光说我是社会民主党人士,还说我完全在政治立场上进行了改变,这和芝加哥学派是完全不一致的。事实上我为什么认为这些政策非常有效呢?是因为人力资本市场是不完善的、不完全的,如果说出现这种不完整的或者不完全的契约,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不利的结果,这就是我对他的回应。事实上,这的确是芝加哥学派对于劳伦斯·萨默斯的回应。
我想讨论一下中国技能投资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在中国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正如大家知道的现在大家还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今天我讨论的主要是人力资本的问题。事实上,有一个共同的作者是冯帅章,特来自暨南大学,跟我共同做这个研究,他对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也作出了贡献。
大家知道在过去40年中国取得了许多飞速的进展,一方面是实体的物质的投资驱动的,与此同时,也是基于大量在1979年改革之前就出生的那大批的中等技术水平的人力所带来的经济驱动。我们可以看看,中国对于GDP当中资本形成的比例,这种比例的上升还在上升,可能最近几年有略微的下降,但是我认为大家忽略的一点是,1979年改革时期,当时有大量中等技能水平的劳动力,而这种劳动力的形成恰恰是由于共产主义平等的教育政策带来的结果,也就是说,当时提出要让所有人都有机会获得教育,这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一个共性,包括古巴、越南、前苏联,事实上都是这么做的,也就是说,为所有的人民提供公平教育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1979年改革之前有这么大一批中等技术水平的劳动力。现在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一点现实,这样大量的中等技术劳动力正在枯竭,由于人口的迁移,这种劳动力的迁移几乎已经枯竭了,而这些中等技术水平的劳动力供应的曲线也会发生变化。当然我们也讨论很多的问题,关于人口的老化、人口赡养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国人口金字塔的形状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中国老龄化包括赡养的压力也越来越高。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进入退休年龄,现在劳动力有更多赡养的需要。
当然培养这些有技能的劳动力,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这一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们所采取这样的战略能够帮助我们应对现在的劳动力人口数量的下降,用更高质量的劳动力替代减少的这部分劳动力人口。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中国适应更新的、更加先进技术的应用,事实上,大家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看看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就会发现,从2000年左右开始增长非常迅速,所以可以说明中国已经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但是问题是,这样的战略是否正确呢?是不是我们仅仅关注于大学毕业生呢?我们看一看中国受教育水平的百分比,包括高中、中学的教育事实上比例也在上升,包括高等教育的受教育人群数量在上升。但是如果说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口受教育的程度,当然和美国比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和韩国、菲律宾来比,包括香港、台湾地区,都是比较小的。所以对于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来说,要不断推进高科技的发展,中国在受教育方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改进。这是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所谓高等教育是所有在中等教育水平之上的教育,不仅仅包括大学教育,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水平非常低,比墨西哥、南非等等其他的国家都要低。
此外,在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我15年前也在中国,我们知道当时在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比现在低很多,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比例在上升,但是在全球水平来看也并不是很高,所以中国在一步一步朝着正确的方向改进。
大家也都知道,物质资本的投资对于新技术的投资、对于新思想的投资,如果大家看一看物质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比例仍然会发现,这个比例仍然太高,尤其是世界标准来看,所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衡量固定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水平要比其他国家包括世行的水平高1倍。全球的标准来看,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中国固定资本投资也非常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比例非常高,这就体现了投资方面的不平衡性。
我想做一些建议,也许不明智,因为我对中国了解的确非常有限,当然我很多时候都是通过学习阅读了解中国的情况,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希望中国回到以前的平均主义的教育政策,一定意义上来说,在1979年之前一些非常公平的政策,事实上应该再次拿出来,尤其是适用到更高水平的教育,我当然提的还包括学前教育的阶段,大家也都知道学前教育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要对教育政策作出调整,此外还应该调整物质和人力资本投资组合的比例,事实上人力资本的投资也是一种储蓄的形式、投资的形式,我们希望在各个地区也能够实现投资更加的平衡。包括建立一些城市的安全保障网,让这些城市能够将这些经济发展的外部性得到很好的应对。
此外,我们还可以进行不同地区的投资组合的调整,这样能够获得更好的投资回报。
此外,我们还应该加强改革人口的流动政策,能够提高人口的流动性,当然有些政策就需要我们重新考虑中国人口流动的政策,当然中国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我并没有说中国忽视了所有重要的领域。我只是想说,如果我们朝着这个方向更加有力、更加主动的走一些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好处。所以,我们一方面可以进行更加有效的投资策略,对于现在的学费政策进行一定的修改和调整,改善人力资本投融资的方式和市场。
此外,还有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问题,当然对中国和全球都是非常重要的领域。对于所有人来说大学教育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观点事实上应该进行调整,我们必须要认识到除了去大学读书以外,对于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有差异,每个人的特点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更适合学术或者就业或者职业教育、技能教育,对于经济也是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在就业职业教育方面事实上一直都被忽略。技能投资的收益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年大家都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有很多的论文。这两位教授都写了关于技能投资的收益,给了灵活性和更高生产率,这些我们是知道的,但是中国在对世界经济做适应,同时来更多的做技术创新的时候还有一些需要考虑,我们有多重的技能是在现代经济体制下需要的,所以我必须要强调这一点,在其他场合我已经强调过,但是我想再重复一下。我觉得去评估学校里面学业的成功,不能只是以成绩单作为一个凭证,因为成绩单比较漂亮可能是上海、北京学生的骄傲,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它也是我们人生成功中所需很小的一块, OECD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现在在搜集一些数据,包括在情商、创意以及去跳出思维框框做思考的能力。所以这些技能我们是需要来培养的。我们知道有好处怎么抓住这些好处呢?我也想跟大家提醒一下,它的投资回报是有差异的。
城乡的差异作为一个例子,首先看城乡的收入差距现在比较高,有所缩小,但是还是非常的明显,这是显示了社会中的不平等,这是很复杂的表。经济学家会去看回报,可以得出的结论,在城市里面教育的回报会更高。然后有城市户口的这些人,他们会比农村户口的人更高,因为隐含的意思是说,农村地区教育水平、产业基础都不健全,没有办法来做很好的回报的释放,然后我们来比较一下各个省在教育支出和人均GDP方面的水平,这些省的差异也非常巨大,右上有北京、上海一线城市,他们的入学率和教育支出非常高,左下是贫困、教育支出比较低的省份。入学率和毕业率,城乡的差距也是非常显著,首先我们看有多少人上大学、上中学?这是中国很大一部分人口比例,所以是有质量增长非常重要的依托。
我们需要有一些改革,为什么我们要讲人力资本的战略呢?可以想一下人口流动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们知道城市人口已经膨胀的很快,通过人口移动来实现,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推动了经济的增长,这是过去的情况。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人没有完全充分的权利,他们还是有很多这种户口配比或者说分配,这样一些历史残留的政策。我们可以看到在农村有很多的劳动人口、农民工进入城市里面,他们的子女也是在年轻人里面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很多人都是被留在乡下的孩子。2010年这些农民工子女占17岁儿童数量的35%,如果再看一下这些留守儿童的家庭结构,我给大家再呼吁一下这方面的数据,他们的家庭结构,以及他们父母、祖父母的教育程度,祖父母教育程度一般非常低,收入水平非常低,资源很少,所以这种贫困会代际的传播。所以,我想呼吁的是,中国应该是采取一些措施,而且有这样的机会做投入,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人力资本的培养去提高经济的回报,至少在评估政策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把这样的一些回报作为平等的基础进行考虑,然后去完善我们的政策,去看投哪些领域最值当,有一种方法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起到效果,就是把民办的市场放开,就是增加私立学校以及上学的可能,我觉得这个现象在过去几年已经有所发展,有更多的民办学校,但是这个道路还很漫长。
公立学校占了大多数,民办学校还是非常小的比例,只是那些非常富的人,有特权的小孩上私立学校。当然更多的私立学校可能会有更好的教育下面。不仅仅是上学有多少年,你的成绩有多高,这些多少很重要,我们不否认。但是我们也觉得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同等重要,在此我们必须意识到,人只是在上学时学最好的知识,但是人与人有差异,学术的教育不是每个人都适用,某些人可能完全不适用,某些群体的人上学的回报是负的,包括他们的一些情感、认知、智力能力跟其他人不同,所以这只是一个通用的原则,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扮演更重要作用的时候,我们可能也需要在劳动力市场、教育市场有做一些区分的对待,去培育我们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学校在中国也有所壮大,但是入学人口还是比较低的基数,基本上是贴着底下走的一条线,而且这个趋势也不是特别正向。对于那些小孩,他如果在正规学校里考不上大学,我们也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些职业培训的机会,实际上职业教育在很多公司很多机构里都有很成型的经验,让这些没有办法在正规的学制里前进的人能够来学习。比如有德国的例子,其他国家的一些模式,我觉得他还没有完全实现,他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通路。然后这部分又强调了我之前强调的点,我们觉得父母也要有主动的作用。卢秘书长讲到,目前政策更多的侧重于学前以及儿童早期教育,这让人很欣喜。我们看一下小孩父母的差异,这是美国的情况,一直到18岁,在18岁的时候人们都在讲可能黑人、白人差的很多,不同阶层的人也会差的很多。我们为什么讲18年呢?实际上在进入学校之前早期教育的年份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想到了那些在中国大量的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都不在,他们祖父母教育水平都比较低,所以中国现在要触及这部分留守儿童的教育,我觉得它会成为改造整个人力资本素质非常重要的部分。
另外,我们看到早期教育对于技能的形成也是非常有重要性的。昨天我给大家放了这样的一些数字,卢秘书长之前提到,我们如果来讲一下每一块钱投入回报会有多高?这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是一个假设,我们觉得回报率比较高,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去投入他们技能的组合,老狗是没有办法教它新招的。所以可能年轻时学会更有动力,更有效果。第二,我们做这样的一些投入能够为以后的追加投资作为铺垫、做好基础,中国的政策里很好的体现了这样的思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成本效益分析在美国也有做过,我们可以看到税后投资回报率的比较,把所有因素考虑进来,成本、税收,费尔斯坦博士在他的研究里也提到了,我们可以看到有14%以上的回报率。
我来总结一下,关于教育投入已经作出了一些一般性的结论,我们也讲到了不平等的问题,有些人说不平等就是不好的,不管是哪一种不平等。但是我们理解有些不平等是在过去10—15年出现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实际上这是市场机制传导的效果。我们的投入、我们的外资,我们对于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以及年轻人对自己投入的增加,我们也可以补充这样的一些市场传导机制可以更强化,去打破家庭的背景对孩子的影响,通过融资让他们的中学以及大学教育做的更好。人们切入市场有更多的机会,这样的一种平等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而且能够去促进社会里面人口的流动性,但是也有一些很差的不平等。比如说教育无法获得,以及在人口移动政策方面的一些限制,这些就是不好的不平等。所以我们需要去消除。单纯从社会政策角度来讲,没有办法对所有的中国人做同等的对待,让他们获得同等的机会,同时获得同样的社会和经济的效果。
所以,我想指出这样的一种研究,我们刚才考察了一系列的内容,对于新的经济思考来讲,同时在中国需要做更多的宣传。我们在中国有做很多的推广工作,去通过这样的理论研究,把我们的结果付诸实践,去更好的引导我们的教育政策,我觉得美国的一些教育机构、中国的一些教育机构,他们也在按照这样的一种思路去做培养。我想从基本点上给大家做一下归纳总结,没有办法具体展开讲了。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些投入呢?从病理学、从神经脑学来分析,我们发现去投资于儿童是非常明智的投资,能够促进人口的移动,能够提高他们对学习教育的接受程度,同时能够过上更健康、更圆满的人生。感谢各位给我一个机会来发言。同时也期待下一位彼得·蒂尔先生给我的评论。
谢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