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近日指出,经过这些年的调整,中国经济已经具备了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化的条件,而如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政策体系和宏观调控,怎么去适应转向这个阶段,有很多命题需要去研究。
从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基本上是在波动中下行的态势,去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度推进出现了非常积极的变化,工业品的价格PPI由负转正,企业利润开始由降转升,政府的财政收入、居民收入也出现了明显的改善,市场预期开始发生积极的变化,加之全球经济的转暖,所以中国经济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呈现趋稳向好的态势。
“中国经济在政策作用下和市场作用下继续下行的压力在明显减缓”,王一鸣指出,未来要转向防风险基础上的促改革,把工作重心转向提高经济的质量和效益,把风险控制住,要转向质量发展的阶段,就是十九大报告说的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经过这些年的调整,中国经济已经具备了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化的条件,王一鸣介绍称,一是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需求结构看投资的贡献在持续下降,我们长期经济对于投资的高度依赖实际上已经在开始发生变化了,而消费的贡献在稳定上升,投资主导似乎已经在向消费主导转换。
二是居民消费加快升级也在为转向高质量阶段提供了市场的推力,随着收入提高,居民在住和行主导的需求结构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向高端化、个性化、服务化的需求结构在演进,住和行仍然是重要的需求力量,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在追求更高品质、更高的质量、更好的品牌、更好的服务,“这对供给端是一个巨大市场的推动力,会倒逼企业加大产品和质量提升的力度,要不然就会失去市场。”王一鸣称。
三是创新趋于活跃也为转向高质量提供了技术制成,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这些方面都有一系列非常活跃的变化,中国独角兽企业已经跃居全球第二位,有些技术领域,比如说第三方移动支付、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在全球处在前沿,这个也为转向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
四是企业在适应过去收紧的市场环境,企业内部的结构改革也在加快推进。王一鸣指出,部分企业,尽管是收紧了政策环境下行的周期压力,但是仍然有一大批企业表现出很强的盈利能力,比如BAT。
五是能源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增速在放缓,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效应在减弱。“有的排放物,比如说二氧化硫已经过了拐点,这个也为我们转向高质量阶段创造了条件。”
六,“我们进一步在加大开放的力度,最近金融,银行、保险、证券,下一步包括医疗、养老等这些领域,这些开放会倒逼中国的企业与国际一流企业同台竞争,去对标国际的标杆,这个也会为中国的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创造条件。”王一鸣说。
“我们正在转向一个下行压力相对减弱,可以把更多的资源和重心转向提高发展质量、防范风险、推进改革的阶段。”王一鸣指出,这个阶段依然会面临很多新的挑战,从全球来看,我们还依然面临货币政策正常化带来市场波动的影响,美联储12月加息可能是个大概率事件,如果跟缩表计划产生叠加效应,可能会推高美元的指数,也会对加大退出量宽政策形成引导作用,全球利率上升会明显加大负债成本,这个也会对全球资产估值产生重大的影响,也会引发金融市场新的波动,这个是我们值得观察的。
谈及特朗普的减税计划,王一鸣称,众议院已经通过,现在有待参议院审议,这种减税计划有没有可能引发全球性竞争性的减税,对我们制造业、资本外流会不会形成一定压力,也需要进一步观察。
国内来看,企业效益改善前三季度非常明显,都是超过20%的增幅,但这种改善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工业品价格的回升带来的并不是企业效率提高带来的,所以这种利润改善的可持续性,PPI可能会逐步下降。王一鸣指出,下一步企业又会面临,随着价格的下降,利润重新趋于下降,所以怎么利用这个窗口期有效的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上游企业的改善利润的收益主要是用于修补资产负债表,怎么在处理好修复资产负债表的同时促进企业再投资、技术升级。
“对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的是风险防控,过去我们经历了一轮金融业迅猛的扩张周期,现在到了金融扩张下行期了,风险就开始逐步的暴露,特别是中小的金融机构,包括小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它们的资金过去都是通过同业业务来的,现在同业收紧以后资金成本在明显提高,又受到互联网金融的挤压,这种风险在开始外延。”王一鸣指出,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地方债务的风险,显性债务现在受到财政部财政上限的约束,所以通过PPP购买服务、产业投资基金、明股实债、政府出具担保承诺回购,这种变相的隐性债务规模在扩张,这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
“未来的宏观政策既要有序的去杠杆、有序的退出扩张性的政策,同时又要保持市场的稳定运行、保持市场流动性的适度、合理,所以这个是未来宏观政策层面需要把握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如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政策体系和宏观调控,怎么去适应转向这个阶段,有很多命题需要去研究。”王一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