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警惕并防范“明斯基时刻”
中宏网北京10月23日(记者王镜榕)在客观评估金融改革成就的同时,警惕并防范“明斯基时刻”的发生成为周小川十九大期间搅动舆论的一个重要关键词。事实上,就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执掌央行近十五载的周小川接连亮相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第36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等多场重磅国际会议并发表演讲,在看足成就的同时,如何有效管控、防范金融风险成为他的重大关切。
金融风险可控 经济运行稳健
周小川称,今年以来经济增长动能有所回升,上半年GDP增速达6.9%,下半年有望实现7%,多项经济指标好于预期。物价水平基本保持稳定,外汇市场运行平稳,跨境资本流动趋于平衡。经济增长的结构和质量继续改善。
周小川表示,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对危机,所以在2009年后的两年内中国债务占GDP的比重大幅上升,但这是值得的,因为中国经济很快从危机中恢复。周小川认为,得益于低利率环境,当前偿债率仍较为合理。在提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决策机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的声明中,周小川指出,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结构性调整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等原因,中国金融业的潜在风险有所增加,但总体上风险可控。他表示,为防范金融业系统性风险,中国已经加强了金融监管,成立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央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目前影子银行风险有所缓解,不良贷款仍处于较低水平,去杠杆取得初步效果,部分地区房地产市场过热情况得到控制。
“中国政府有能力和信心防范系统性风险,同时保持经济健康、稳定运行。”周小川说。
“双支柱”框架仍需不断探索
十九大报告提到了“双支柱”的调控框架,对此,周小川指出,中央银行在调控方面,首先是运用货币政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调控手段,就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G20和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以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所提出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就是在常规的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顺周期的因素太多,引入所谓逆周期的政策措施。
他指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还强调金融监管标准的更新,像“巴塞尔Ⅲ”,对资本的质量、流动性、杠杆等等都有新的要求。并强调对于系统重要性机构的标准应有适当的提高,因为这些机构对市场的影响比较大。
周小川指出,目前我国在这几个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展,但是确实在制度上、在规则设置上、在政策协调上,还做得不够好,所以今年7月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提出了“双支柱”调控框架,要让两个支柱之间配合得更好。在机构之间,包括“一行三会”,各大金融机构之间,也都希望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同时,从全球来讲,“双支柱”调控框架也仍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警惕并防范“明斯基时刻”
“明斯基时刻”的概念,即在不可持续的上涨或信贷增长枯竭后资产价值的大幅下跌。这个概念以海曼·明斯基的名字命名,这位经济学家认为,长期牛市可能导致重大崩盘。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防止加深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对此,周小川在十九大金融系统代表团活动上向媒体强调,如果经济顺周期因素太多,放大经济波动,导致顺利时期过于乐观,可能积累矛盾,到一定时刻可能出现“明斯基时刻”的剧烈调整,这也是我们要防止的。
周小川指出,各个国家风险点不一样,共同点是,首先全球都要防止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的风险,另外要防止恶性资产泡沫(可能在股市、房地产市场、影子银行和金融衍生产品等)破裂导致的风险。对于改革转轨的国家来说,系统性风险就是金融机构大面积不健康的风险,因为转轨过程中可能不良资产会非常多,规则、监管各个方面都有所不足,导致金融机构出现大面积不健康。我们也看到过很多转轨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机构都垮了,或者卖给国外了。再有一点,就是如果经济中的顺周期因素太多,顺利时期过于乐观,会造成矛盾积累,到一定时刻就会出现所谓“明斯基瞬间”,发生剧烈调整。这是我们要防止的。
整体宏观杠杆率“较高”的因应之策
周小川称,中国的整体杠杆率开始出现下降,虽然幅度不大,但趋势已经形成。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对危机,所以在2009年后的两年内中国债务占GDP的比重大幅上升,但这是值得的,因为中国经济很快从危机中恢复。现在,中国需要将杠杆率降下来。
关于去杠杆,周小川表示,首先,若总量阀门把握比较好的话,总量就不至于膨胀得过快,杠杆率就会有所下降。并认为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偏高”, 其中既有直接融资偏弱,也有企业使用资金效率较低的问题,包括投资的效益、使用流动资金的效益。因此,要特别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不仅涉及到企业,也涉及到银行如何看待自己的资产质量,必须两方面共同努力来调整。周小川同时指出,也要看到其中有一部分挂在企业名下的贷款,实际上可能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地方政府有时候借地方国有企业的名义作为融资的手段,把债务算到企业头上,这个问题要认真对待,要防范地方政府在使用融资平台方面和各种变相债务方面,有一些不健康的行为,包括财务纪律不够强,或者突破了界限。
不过,周小川认为,得益于低利率环境,当前偿债率仍较为合理。此外,企业杠杆率较高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中国地方政府通过各种融资平台借款,形成了较多的债务,这在统计上体现为企业部门债务,会导致企业部门债务高估。如果将这部分统计为政府债务,企业部门债务会大幅下降,政府债务相应上升,这种债务结构也更加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