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混改遭遇现实屏障

来源:经济参考报时间:2016-12-29 10:27:24

  随着各级政府大力推动和经营困境倒逼,不少国企已在内部治理改革上狠下功夫,但具体操作层面的一些现实难题也有所显现,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给国企背上沉重包袱,不少地方的国企改革设计中缺乏激励机制,调动微观主体积极性的手段不足。专家建议,在完善规则前提下,国企应成为市场主体,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健全内部治理机制。

   包袱难卸

  化解冗员、加强管理、规范薪酬……不少国企都在内部治理上下狠功夫,相比之下,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等产权改革却进展稍缓。这既归因于国企产权改革的复杂性,也受困于历史遗留的诸多现实难题。

  一位省级国资委负责人坦言,国企无论是搞产权混合,还是股权多元化,战略投资者的最大关切,往往就是企业是否“还拖着油瓶子”,“就像二婚女子如果还带着公公、婆婆去改嫁,谁都会犹豫再三!”

  此轮中央出台的“1+N”系列文件中,将卸除国企历史包袱作为重点之一,旨在既帮国企减轻负担,使其“轻装上阵”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又为产权改革扫清障碍。然而记者在基层采访,还是碰到了“不敢卸”、“不想卸”、“卸不起”等难题。

  首先,成本支付能力不足。“空壳企业、厂办大集体、企业办社会、‘三供一业’、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哪一项不是依附在国企身上‘吸血’?而要想把它们彻底剥离,我们又很难承担得起须支付的巨额成本。”东北某省国资委领导向记者说起其中的“两难”。

  国资委前几年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2011年底中央企业还办有社会职能机构近9000个,费用补贴每年超过400亿元;离退休人员超500万人,每年负担的离退休统筹外费用及福利性补助数百亿元;此外,对困难群体、内退职工、病退工人等,企业都要承担相应社会责任。

  这些包袱背着很沉,想彻底卸掉并非易事。以老工业省份辽宁为例,据初步测算,仅解决地方国企的厂办大集体问题,成本就达300亿—500亿元,如果加上剥离“三供一业”、离退休职工社会化管理、处理空壳企业等任务,费用更是天文数字。

  其次,各方协调能力弱化。将国企承担的社会职能移交给地方政府,让政府和企业“各归其位”,是此轮卸包袱的基本原则。但记者在采访中观察到,一些地方对上下级之间的财权、事权不匹配多有意见,对承接国企负担也有情绪。

  东北一座油田城市的发改委主任表示,上轮改革时油田移交的上百座学校,这些年就让地方累计多投入十几亿元,“这次要移交‘三供一业’可以,先补上这笔钱再说。”

  中部某省一家大型钢铁企业的资产运营人士表示,地方接收机构“狮子大开口”,对国企剥离的供电、供水等社会职能,提出了过高的改造和补贴标准,“我们望而却步”。

  再次,部分地区存在畏难情绪。东部省份一名国资负责人坦言,多数人都喜欢“向前看”,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却是“向后看”,难以做出政绩不说,还容易引发矛盾。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说,有的地方对卸包袱存在畏难情绪,怕拍醒“睡着的孩子”;个别地方甚至一等再等,想等到职工退休或死亡,问题“自然”消解,这样的心态很容易错过时机,耽误改革。

   动力不足

  就像“不到严冬不垒窝”的寒号鸟一样,有的国企不到绝境不改革,等待观望情绪浓重。东北一家煤炭国企负责人说,有的国企改革还没有从上级“要我干”中走出来,变成真正的“我要干”。

  上轮振兴的“黄金十年”,东北不少国企热衷于“靠大联强”,但规模的做大、级别的提升,并未带来体制机制的根本优化。“以辽宁为例,上轮跨省重组的东北特钢,由央企中铝集团并购的抚顺铝厂,近期生产经营都步履维艰。”长期关注国企的当地高校经济学者表示,一些企业缺乏长远眼光和忧患意识,在经济困难时期“脓包”自然会破掉。

  “何时改、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我们都听上面的。”采访中,一些国企干部私下的话,折射一些改革的“上热下冷”状态。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认为,各地在设计国企改革方案时应有实实在在的激励措施,将改革与国企干部、职工的利益关联起来,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

  记者采访注意到,在少数地区,民间资本对国企混改反应平平、热情不高。多位民营企业家表示,他们既怯于市场“水太冷”,又忧于政策“心没底”。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说,目前在改革中优先推出的是产能相对过剩的传统竞争类国企,一些垄断行业虽然放开,但仍存在“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的阻隔,对民资的吸引力还需增强。

   顾虑重重

  隐藏于国企改革中的“雷区”还有待进一步清除。出于对国资流失、利益输送等的担心,国有企业和民营资本在混改中“麻杆儿打狼两头害怕”。国企担心被扣上决策失误、资产损失的帽子,民资则害怕“秋后算账”挨板子,改革合作难以建立稳定预期。

  有国企负责人表示,改革有风险导致一些国企负责人有顾虑,其中“国资流失”是悬在改革者脑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不改,即便是一堆“破铜烂铁”,但账面资产还是不变的;如果改革,账面资产就会缩减,确实存在风险。

  “这些风险如影相随,让有的国企领导产生了‘牧羊人心态’。”西北省份一家化学工业企业的董事长表示,就像“羊养得肥瘦不管,但不能死掉”一样,他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干得越少反而越安全。

  一家央企在东北某地并购的大型冶炼企业两年前因濒临破产而混改,民营经营管理机制的引入,让公司从年均亏损近10亿元,迅速扭亏为盈,职工收入和上缴税收均大幅增加。采访中,主持这家混合所有制企业经营工作的民营老板却一连问了三个问题,透露迷茫心态:“现在公司搞好了,会不会有人说当初的股价贱卖了?”“这家央企会不会按原定计划,逐步将大股东位置让出来?”“现在公司效益好了,央企会不会将我们的股份收购回去?”

  一家省属国企副总说,事实上,对国企合作对象的选择、国资交易的价格、企业品牌和无形资产价值等具体问题的操作,中央没有统一规定,各地也难以确定细致标准,”我们就怕出问题、担责任”。

  周放生认为,呼吁“容错”机制的背后,反映改革急需在法治思维和框架下进行,国企改革唯有划定违法犯罪的“负面清单”,在清单之外充分授权,鼓励大胆尝试,才能让操作者吃一颗“定心丸”。

  “改革再难,也不能怕有伤亡而不打仗。改革有风险,但程序规范、监督到位、过程公开,相对来说改革就能保持在正确的道路上。”江西省国资委主任陈德勤说,“比如,企业引进混改时,经过法定机构的评估和市场的价值发现,企业资产会有个公允的价值。”

  东北一位资深媒体人表示,此次混改的成败,关键在于对民营资本能否以诚相待。“不能经济形势好时把人家当赘肉,想方设法‘剔除’和‘挤出’,经济困难时又让民企当‘接盘侠’,千方百计吸引它们参与混改。”

  禁锢待破

  采访中,记者还注意到一个奇怪现象,少数改革措施在执行中常常遭遇“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矛盾,个别改革行为甚至存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局部治理倾向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短期化情结。

  专家认为,这折射出一些人对改革方向认识不清,进而定力不足;当改革进入“深水区”,仅靠战术性措施难以收到应有效果。

  中部省份一户国有钢铁企业在化解冗员中优先清退劳务用工,但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发现,劳务工基本从事苦脏累险岗位,每清退一个,内部职工顶上去两三个都不一定能替代得了。“不解决国企职工‘能进不能出’的顽症,而是堵住企业的市场化用工通道,这么做能解决问题吗?”他问。

  一家能源央企驻东北分公司的总经理介绍,最近两年总部下发的管理规定,数量几乎相当于此前10年的总和。他形象地说:“如果说之前我们这些分公司只是被束缚住了手脚的话,现在连我们手指头、脚趾头都被捆住了,面对市场的瞬息万变,我们干着急也没办法。”

  专家认为,国企改革进行了30多年,如果仅在改善控制权的框框里打转,其边际效益可能呈递减之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张文魁撰文表示,此轮国企改革能否深化,离不开人们对国企性质的明确界定,国企应成为市场主体,在完善规则前提下,让其自主发展。

  事实证明,光靠外部管理是很难管好的,企业谋求市场盈利的内生动力才是关键。江西省国资委主任陈德勤说,从已经推进的国企改革中,江西省得出一个经验:凡是产权改革到位、内部治理机制健全的企业,国资委完全可以放手,企业反而发展的很好。

责任编辑:韩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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